《西方的没落》 　　（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著 　　吴 琼 译 　　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10月出版

　　□葛传红

　　一本书犹如一个人的命运。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问世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的1918年，骇人听闻的书名轰动一时，也很快传到了中国，对中国知识界有相当大的影响。“五四”前后，留德的中国学生就及时将德国史学界最新学术动态向国内作了报道。此后我国学术界对斯宾格勒的思想一直持有浓厚的兴趣，并多次加以介绍和研讨，但长时期内却没有完整的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此版全译本乃是该书在国内第一次以全貌与中国读者见面，其本身具有的意义则是不言而喻。

　　民国著名知识分子和哲学家张君劢登载于1922年1月《改造》上的一篇《学术方法上之管见》，可以解释为何长期以来斯宾格勒这本书没有中译本的原因：“吾在德时，有同学拟译斯氏书者。吾告之曰：此书一入中国，则吾国傲然自大之念益增长，必曰你看欧洲人将倒霉了，还是我之无动为大的好，还是我三纲五常的好，诚如是益以阻塞吾之新机，而新文化永不能输入。吾之所以劝其不译者，正以欧洲之科学方法与社会运动足以补救吾国旧文明之弊，此信仰维持一日，则新文化之输入早一日，若此信仰而失坠，不独吾国文明无复兴之机，而东西洋之接触更因此阻迟。”

　　原来，留学生们对《西方的没落》态度不一，有的人准备翻译这本书，有的则疑虑重重，比如张君劢，他更多地从这本书可能给国人带来负面作用考虑，建议以不译为好。看来张的想法占了上风。

　　其实，《西方的没落》不仅引起中国知识界很大争议，而且几乎就在书刚一面世之时，就在欧洲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誉之者称斯宾格勒为“文化的先知”，而斥之者则称该书为“历史的占卜术”和“恶的预言书”。这让斯宾格勒深感困惑。

　　据西方研究斯宾格勒的学者透露，斯氏乃一胸怀大志之人，在学生时代就突发奇想，要“大胆的尝试，预断历史”。

　　1912年，斯宾格勒在几乎与世隔绝的状态下开始宏大写作计划，在幽暗的小屋里，就着昏暗摇曳的灯光，日夜雕刻着自己的书稿。

　　全书分为两卷，第一卷副题为“形式与现实”，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从各大文化的形式语言入手，试图深入它们的起源最深处，这样去使它自己具备一些象征科学的基础。”作者首先阐述了一些他的理论的基本概念，如宇宙与小宇宙、宿命观和因果律、相术学和体系学等。

　　第二卷副题为“世界历史的透视”，斯氏将其内容概括为“从现实生活中的事实入手，在高级人类的历史实际中去寻求历史经验的精髓，以便我们能去形成我们自己的未来”。斯宾格勒在这一卷中提出了五大问题：文化的起源和景观（包括宇宙和小宇宙、高级文化的类别、文化间的关系）；城市与民族在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作为特例的阿拉伯文化；国家与历史；经济生活的形式世界等。

　　斯宾格勒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分析，为20世纪提供了一幅末世的悲观景象。斯宾格勒认为，所谓的世界历史，就是各种文化的“集体传记”。如同生命是一个有机体一样，每一种文化也是一个有机体，都要经历从出生到成熟以至衰落和死亡的过程。

　　斯宾格勒还提出，每一个活生生的文化都要经历内在和外在的完成，最后达致终结———这便是历史之“没落”的全部含义。在他看来，世界历史就是一幅巨大的变换无穷的图景，如同自然的伟大循环一样———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不舍昼夜地运行。于是，他大胆断言在未来一千年的前几个世纪里，西方文明将不可避免地没落。

　　这样，斯宾格勒就与欧洲的传统史学彻底决裂了，也对其作了一次全面的攻击，正如有些“斯学专家”所言，“斯宾格勒的观点和论证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学院里固有的历史偏执的学术传统”。

　　事实上，长期以来，西方历史学界一直把历史划分为“古代史”、“中古史”、“近代史”这三个部分，并把西方历史置于中心位置，而把其他千百年来辉煌灿烂的强大文化仅仅看作是环绕这个中心来旋转的“行星”， 斯宾格勒称此框架为“历史的托勒密体系”。 在斯宾格勒眼里，时过境迁，“古代－中古－近代”的框架作为一种科学基础，已经耗尽了它的用途，随着历史材料的增加，历史视野的拓展和历史场景的变换，已经使得这一框架处处显得捉襟见肘，是需要一个全新的替代体系的时候了，他把自己的体系称之为“历史的哥白尼体系”。

　　显然，用“哥白尼体系”来称赞自己的体系，显示了斯宾格勒对历史认识的一种自信：就是要破除西方历史中心的偏见，确立其他文化在世界历史中的应有位置。从这一点上来说，是相当有意义的，也显示了斯宾格勒的超人的学术勇气。但却也遭到了一些欧洲历史学者的顽固攻击。对此，斯宾格勒并没有退缩，而是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正如他自己在1922年的修订版前言里所写道的：“对于那些只会搬弄定义而不知道命运为何物的人而言，我的书不是为他们而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