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鹏 　　上海社会科学院 　　部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经济学博士

　　这番对话，不禁令我浮想联翩。撇开医生收入存在虚高不谈，设想，如果当年弃经济学而就医学，或者即使选择了经济学，在就业抉择时弃教育而就实业的话，或许早已不再担忧收入，甚至房子、车子也早已齐全。然而，人生的选择是不能假设的，正如历史事件的发生是不能假设的一样。在我选择报考专业的时候，经济学是热得滚烫的专业，报考时的竞争程度完全可以用门庭若市来形容。能够就读经济学专业的硕士、博士，就是莫大的荣耀。现在想起来，也很难说当时的选择就一定是非理性的。那么，问题究竟是出在哪里呢？

　　这几年许多大学和培训机构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大规模地启动了教育产业化改革，经济学专业遍地开花，经济类人才供大于求。在供给数量快速扩张的作用下，专业人才收入水平的降低也就成为必然。

　　依据信息经济学的解释，人力资源的收入水平主要取决于社会机构对其实际能力的预期和评价，而这是根据已有同类人才的平均能力来确定的。这几年，伴着许多大学的扩招，毕业生的专业素质却每况愈下，以至于他们的收入停留在一个低位水平，后来者即使能力较强，也很难获得较高的收入水平。

　　由此看来，是变化的环境扭曲了最初的正确选择。其实，在一个瞬息万变的环境中，正确的选择可遇不可求，运气的好坏成为了主导因素。既然事前的正确选择难以实现，那么事后的边际调整能否补救呢？或许一直以来深受西方经济理论熏陶的缘故，我总是坚定地认为：通过恰当的理财方式，把有限的资源发挥到效力尽可能大的地方，总可以达到最优效果，并获得消费者剩余最大化的幸福感受。但每每听闻房价不断上涨，所见产品不断翻新，就愈发觉得收入约束的苦恼。看来，理性经济人的假说只是在寻找一个理论上的均衡点，而这个点很可能并不具有实际意义上的幸福感。也正因此，事后的边际调整也无法有效补救。

　　当我试图总结上述推导结论时，不免大吃一惊：最初的“错误”选择，将导致连锁性的失败。这有点类似于一位经济学家在研究发展中国家贫困原因时所说的那样：“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穷，是因为它们穷”。面对这个似是而非的答案，不能不让我陷入沉思。

　　从本质上讲，选择取决于预期。如果预期能够与现实相一致，那么选择就不会是错误的，这有点类似于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然而，经济人是有限理性的，其预期也是产生在不确定的环境下，错误也就在所难免。值得强调的是，尽管预期具有可错性的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事前的选择必须靠“抓阄”。即使是错误的选择，也要区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是限于自身知识和分析能力的约束，无法清楚认识复杂环境；第二种是能够清楚认识环境，但在决策过程中把偶然的事件当作了必然的事件，把次要矛盾理解成了主要矛盾，预期的推理过程发生错误；第三种是能够清楚认识环境，并做到了正确的推理预期，但事后的发展，却因人为的和主观的原因偏离了预期的轨道。

　　前两种选择错误属于“合理错误”的范畴，但第三种“错误选择”的发生则是不合理的，它是在扭曲的环境下产生的。综观我国20多年来的宏观经济发展历程，不难为第三种“错误选择”的不合理发生找到合理依据。比如，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还在为如何制止通货膨胀而痛苦；但到了90年代后期，如何克服内需不足，又成为政策选择的重点；进入新世纪以后，似乎制止通货膨胀的政策选择又成为重点。在十几年里，我们的政策选择总是在变，这种频繁的变动性是与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政策选择的随意性和主观性密切相关的。再如，上世纪80年代末，为了制止通货膨胀，采取了“一刀切”的信贷紧缩政策，其结果是遏止了当时快速发展的国有企业增长势头，但也使国有企业比重较高的中西部地区大伤元气，致使90年代以后区域差距迅速拉大。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政策环境下，人的选择即使是完全理性的，也会在现实的环境中变得“非理性”。

　　如果一个经济体总是人为地改变着人类事前选择的正确性，如果这个经济体总是充斥着盲目性和随意性的行为，它就一定不具有竞争力，且是不可持续的。有鉴于此，笔者认为：保持政策的动态一致性，保障制度安排的有效性，保证战略规划的全局性应该是杜绝第三类错误选择发生的三大“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