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愚 　　财经评论员、媒体专栏作者，现居广州

　　晚清同光年间的洋务运动，盛宣怀深知，兴商务、办实业离不开举借外债，但外债不是省油的灯，你得拿企业产权、铁路、矿局等“好产品”作抵押。事实上因为无力偿还，许多洋务企业最终落到了洋人的手里。许多后人断章取义，动辄拿盛宣怀开骂，听说北京旧鼓楼大街小石桥胡同东口一座“盛园”牌楼，今年上半年也易名“竹园”了。

　　100多年后的这个秋冬之交，一些在富豪榜上位居前列的中国商人的日子过得很烦。“资本高手”顾雏军、张海被推到了法庭的被告席，但两人否认了检方的全部指控，老顾甚至当庭妙语如珠地吐出了一些政府机构及官员的名字。刚刚并购了永乐的黄光裕突然遭遇“房贷门”，不过黄很聪明，避实就虚，提高嗓门吆喝生意，但他的吆喝声在旁人听来仿佛有点“涩”。

　　盛宣怀当年自然明白大借外债的风险，“虽如扁舟荡漾在风浪中，但无论如何颠簸，必须想到登岸时光景”，于是选择了妥协。顾雏军等人当初情同此景，最赚钱的时候也是最缺钱的时候，于是他们做起人妖———一半政府的天使，一半是法律的魔鬼。对“登岸时光景”的憧憬是他们选择妥协的源动力，用时髦的词来讲就是“双赢”。

　　妥协的孪生姊妹便是权力。150年前的洋务企业行的是官督商办，这类企业一改官督官营企业预算软约束的性质，政府一般只是起倡导作用，企业运营基本靠理性的民间投资；不过它注定要担承一定的政治使命。杨在军先生的研究表明，洋务企业家的官、商属性具有阶段性，“从总体上说，随着时间推移商的属性减弱，官的属性逐渐增强”，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企业家主要是唐廷枢等具有虚衔的大买办，19世纪80年代以后，以盛宣怀为代表的实职官员在官督商办股份公司的经营决策地位明显上升，这与政府的权力特质与导向有直接关系。

　　以古鉴今。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从夹缝中成长起来的中国民营企业，当其在效率与创新方面的爆发力初露头角时，当地政府部门抑或出于政绩的意图，抑或出于寻租的要求，给予一定的“帮扶”，正是这一帮扶，给民企发展埋下了官督与政治使命的种子。所以说，中国民企与昔日洋务企业的区别在于，从发展到壮大，前者的经济理性更加浓烈，但共同的掣肘在于，政治身份色彩更加明显。

　　顾雏军不是一个善于妥协的人，他的急性子导致当庭喊出许多政府机构甚至官员的名字，这种脾性注定了他将成为一个失败民营企业家的代表。回头再看盛宣怀，袁世凯上台后，盛宣怀预感不妙，但是当袁大头一上台就要另办一个国家银行以取代盛宣怀的通商银行时，他便拿出银行发展方略与袁力争，然袁不加理睬，此前法国人曾提出要并购通商银行，盛宣怀也婉拒。整个过程中，并没有任何政治利益的面对面对抗。

　　盛衰瞬间，称雄一时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比盛宣怀年长21岁，最后几乎不剩几个子儿，落魄收场，连10多名妻妾也各自散去。有人说他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政治形势判断上的不足与失误，以及资本帝国庞大却单一。胡的政治后台左宗棠晚年后权力被架空，胡的风头自然很快被盛宣怀夺去，其破产还殃及了许多官僚的利益。我感兴趣的一点是，左宗棠为何大权落空？

　　张鸣先生在《左宗棠晚年的“骂人事业”》中说得颇为诙谐，他把左讽为一个“搅屎棍”———见文官时骂，见武官时骂，见外客时也骂；吃饭时骂，睡觉前骂。“这种显然过于反常的骂人事业，却暴露了左宗棠内心的无比焦虑。”

　　左宗棠不如李鸿章会妥协，他们各自的徒弟也如此，胡雪岩不如盛宣怀会周旋、妥协。妥协不等于纵容。它的本质区别在于，你的政治前途与商业帝国的命运之线牵在谁的手中，你自己的能动性如何。对于眼下中国民企的原罪问题，择机了断的主客观条件都不成熟。民企以史为鉴，学着与政治利益集团间的妥协，对于接踵而来的封侯进爵般的政治贴金，学着选择长远投资，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这或许是原罪的代际传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