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清友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博士生

　　在石油问题上，经济学家以往对国际市场倾注了过多的注意力，而对“权力”因素则重视不够。国际政治学者刚好相反，过多地关注“权力”，却忽略了国际市场的自发运行规律。事实上，国际石油市场的稳定状态是利益相关各方通过竞争、合作、谈判等方式在能源生产、交换、消费、分配问题上实现的暂时妥协。国际市场有其自身运动的规律，尽管“权力”可以干预市场，但这一干预行为也要通过市场起作用。把市场与“权力”割裂开来的传统分析导致理论解释乏力，甚至导致对形势的误判。

　　在传统的油价波动解释模型中，要算多重均衡模型最有解释力了。但它却无法将预期内生化。因为“权力”的存在，石油不仅仅是一种普通的可耗竭资源，而且更是具有政治属性的战略物资。在石油的正常供求上，由于石油消费国会预期未来价格继续攀升，它们往往会买进更多石油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即在世界石油市场上还存在着大量的超额需求。石油的生产和需求具有高度不平衡性，各国竞相增加储备，加剧了全球能源的紧张局面，也引发了大量的超额需求。石油不仅仅是现代工业的必需品、投资品，而且更是一种投机品。由于全球流动性过剩，大量的投机资本涌入石油期货。投资做多依赖于对未来正常供给需求状况的预期，而投机做多则依赖于对未来超额需求的预期。由于存在超额需求，油价波动必然偏离正常的供求关系。而投机需求会把正常的供求秩序打破甚至放大。当正常的需求被满足之后，很多投资者会认为投机有利可图，于是高油价便引来大量投机需求（高油价时投机需求表现为做多）。投机需求进一步导致价格暴涨，出现泡沫。当价格上涨大大超出了购买者意愿支付的时候，在某个时点（比如新油田被发现，主要石油消费国调整国内能源政策）价格上涨就会迅速回落，泡沫破灭———高位均衡向低位均衡转换。

　　“权力”因素成为油价波动的重要源头，始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能源格局的变动。在此之前，国际能源领域有两大历史性发展。第一，由于石油取代煤炭成为主要能源，致使能源需求飞速扩大，而绝大部分石油均产在中东。第二，欧佩克在1960年开始组建，这一现象向人们暗示，国际石油公司和石油产出国政府间的关系正在发生着改变。不过，在这一时期，国际市场的定价权掌握在西方跨国石油公司手中，出于自身利益，这些石油公司把油价保持在较低而且稳定的水平，油价并未出现剧烈波动。

　　“权力”结构的变动会改变市场的供求结构。对石油消费国而言，油价波动成为一个“问题”应该是在1970年以后。在石油危机出现之前的1970年至1973年间，国际石油市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产油国政府开始在日益紧缩的原油市场发挥作用，原先以公司为中心的机制被破坏，公司间妥协安排也被清除，经营中的公司被产油国收归国有，丧失了对产油国的控制权。产油国政府于1971年在德黑兰达成协议，导致油价猛涨。其次，美国的石油产量达到了顶峰，而欧洲和日本对石油的需求仍在增长，这就使得世界对欧佩克的石油需求量飞速增长，这些需求绝大部分依靠中东的石油产出来满足。欧佩克介入国际市场导致各国纷纷效仿，国际能源机构也于1974年成立。虽然历史已经表明，公司主导的国际市场是最为有效率的，但国际市场一旦成为权力角逐的场所，就会产生“囚徒困境”，没有哪个国家会甘愿退出。产油国与消费国之间的博弈形成了“权力”结构，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市场的供求结构。

　　供求结构的变化会影响权力结构。比如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对能源的巨大需求，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际能源领域的均衡态势。由于这些国家的广阔市场，能源出口国对美国、欧洲、日本等市场的依赖程度下降，它们在国际能源领域中的谈判能力增加，这就削弱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谈判能力和对国际能源市场的控制能力。但这还不足以改变权力结构。相对于市场结构，权力结构比较稳定。所以，中国要在石油领域有一席之地，必须争取“权力”，有了“权力”才有“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