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兴维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有明一朝，整个四川省就只出过惟一一位状元。《三国演义》开卷那首传诵千古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就出自这位蜀中才子姓杨名慎（号升庵）的杨状元之手。几百年后，成都市新都区建起了杨升庵博物馆。馆里有一辆全国独一无二的东汉陶三轮马车。文博专家们推测，这辆陶三轮马车与失传了的诸葛亮木牛流马相关。流连在这辆马车前，你止不住会感叹“发明不易，人才不易”。

　　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年），24岁的杨慎高中状元，青云直上有时，可这杨慎自恃才高，偏不肯俯仰随人，这注定了日后的命运多舛。嘉靖三年(1524年)，杨慎因不惧厉害妄自“议大礼”而触犯“天条”，饱受廷杖，谪戍云南永昌卫（今保山），至嘉靖四十年（1561年）客死戍地，终生未获赦免。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类似杨慎这样有志向有抱负的人遭遇排斥、挤压、打击的事例，真可说举不胜举。恩格斯说“愤怒出诗人”。因为有才华的人屡遭打压，所以传统中国经济社会尽管不得进步却诗人辈出，且不说《诗经》中众多的“无名氏”，举凡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陆游、辛弃疾、龚自珍、谭嗣同，还有“怒向刀丛觅小诗”的鲁迅……哪一个不是才高八斗、文采风流？哪一个又不是坎坷一生、壮志难酬？也许是因为他们过于自负，存在亚当·斯密所谓的“哲学家和道德学家所说的坏毛病”，但无论如何，对何以有才华的人总是被排挤的追问，是探求中国历史之谜的一个关键。同“天妒红颜”一样，“天妒英才”的传统在中国古已有之，即使在史家们认为思想最解放言论最自由的春秋战国时期，也不乏“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经典案例。请看《庄子·外篇·天地第十二》：　　

　　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子贡瞒然惭，俯而不对。……　　

　　读此“寓言”，令人何等心黯？圣人高足尚不得不收起那套“用力甚寡而见功多”的“机事”而改行，黔首布衣弯腰弓背又何足道哉？子贡虽终开一代“儒商”之先河，但可悲的是“丈人”的迂腐观念“道”居然会成为吾国传统：朕躬“勤劳本事”，子曰“杀身成仁”，孟云“舍生取义”，尚书“五虐之刑”，董言“天道不变”，程朱“命小节大”……独尊儒术必然万马齐喑，援法入儒肯定指鹿为马。

　　这一来，你哪里还敢再有想法，哪里还敢再有真话。岂止不敢再有想法不敢再有真话，还要帮着打消想法随声附和假话。所谓“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其实早已先定了以言获罪的专制文化、专制制度———“大礼”是不能“议”的！淫威之下，没有了真理没有了道德，还奢谈什么科学技术、自主创新？难怪今日中国的专利、发明和竞争力会如此不尽如人意！“丈人”的观念及行动决定“丈人”的命运，一个民族的观念及行动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一个国家的观念及行动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一个被迂腐的意识形态观念扭曲了心智、窒息了思想、扼住了咽喉、封堵了口舌的个人、民族和国家，怎么会有想象力、创造力的生长空间呢？又怎能视智慧为最珍贵的财富呢？传统中国的科技、经济、民生之不得进步，迂腐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传统无疑是第一大障碍。

　　传统国人浸淫于迂腐传统意识不自知，而旁观者却清。在马克思的《鸦片贸易史》中，中央帝国是“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将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再早些时候，亚当·斯密1776年在经济学开山之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中写道：“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就是说，是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许在马可波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经达到了该国的法律制度所能允许的发展程度。”

　　实事求是地讲，230年来，及至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发达国家格局，其实并无多大改变；撇开石油国家不说，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有所谓亚洲四小龙勉强挤进了“富人俱乐部”。改革开放使中国走出了静止状态，被誉为“金砖四国”之首，当下的中国经济已然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05世行报告），但从“全要素生产率”角度看，中国经济的后劲可能会有大问题。无论以人均指标衡量还是以经济的技术水平和质量水平衡量，中国现今无缘、今后较长时期仍将无缘“富人俱乐部”。总之，建设创新型国家绝非技术性概念或技术性举措，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世界注定有“穷”“富”，所以世界也有政治经济学，有价值判断；但政治经济学并不仅仅是关于阶级经济关系特别是阶级间经济斗争的学问。事实上，政治经济学揭示了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相互促进的关系和机制，揭示了不同阶层不同阶级乃至不同国家和睦相处的基本原理，从而给出了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基本原则：富人（国）的产权和穷人（国）的人权这个“一对一”的“供求平衡”关系（看看《道德情操论》，看看“福利国家论”，不难明乎此理）。简言之，对知识和信仰的尊奉，对信用和厂商的尊敬，对农工和平民的尊重，对法治和自由的尊崇，既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走向自主创新和富强之路的必要社会条件，也是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繁荣兴盛的一个标志和起点。吾人吾国，做到了吗？做好了吗？

　　是以此文纪念《国富论》发表230周年。

　　临江仙

　　杨慎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

　　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