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喜欢逛超市又怵头逛超市，因为结账的时候要排好长的队。这也说明多数人是喜欢逛超市的，生活越来越离不开超市了。

　　在过去，逛商场曾是中国人不多的娱乐之一。大部分是穷逛，因为口袋里钱不多；即使口袋里有点钱，又缺乏布票之类的票证；即使有票证，市场上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买。所以，要想买点紧俏的东西就要去外贸口的友谊商店，或者趁出差的机会去上海，上海货曾让人们羡慕不已。那时，商场里的售货员态度都不大好，爱搭不理的，经常和顾客吵架。

　　改革开放以后，或者因为承包，或者因为效益奖金的缘故，百货商店售货员的态度逐渐好了，但有时候过分热情了，也让人不舒服，甜言蜜语反复推荐，弄得咱不买吧，觉得过意不去，买吧，又觉得上当，最后只好落荒而逃。就像相声里说的，“先生您买点这个吧，先生您买点那个吧，不撂下个三十五十的，您好意思出来么”？

　　慢慢地，超市出现了，人们也越来越喜欢超市。之所以喜欢超市，是因为，自由，或者说享有充分的选择权。在超市里，商品触手可及，咱可以反复地观看、摩挲，反复地比较，不会因为售货员不耐烦而对咱翻白眼儿，也不会有谁不厌其烦地向咱推荐商品。咱们可以踏踏实实地慢慢看，反复挑，看牌子，看质量，留心保质期，即使已经放进购物车的东西还可以随时拿出去，直到最后下决心买了，才到结账口去排队。即使买了的东西，只要没有损坏，在一段时期内还可以退还，所以，咱可以大胆地买。

　　说到底，就是超市给了咱自由。给了咱怎样买的自由（有些食品、饮料还能够品尝一下），总之，中医里的望闻问切都用得上；给了咱买什么的自由，大部分生活必需品在超市里都能找到，分门别类地码放着，咱该奔哪儿奔哪儿；也给了咱不买的自由，可以逛半天，然后空手出来，即便买了，还可以退换。

　　因为有了自由，人们就喜欢逛超市，享受一份休闲、散漫的状态，而逛来逛去，就把购买欲勾起来了，即使去超市的时候未必想买东西，但出来的时候很少空着手。可见，商家给顾客留下自由选择的余地，就是给自己留出获取利润的空间。

　　超市里不仅仅有自由，也有严格的管理。比如，不交钱把东西偷偷带出去，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不光超市职工、保安要留心防贼，超市还有监控录象。

　　不是所有东西都适合在超市里出售，比如比较昂贵的东西，珠宝首饰、高档服装；比较冷僻、销量不大的东西，如奖状、奖旗；有些需要特许的东西，比如止疼用的杜冷丁，即使在药店里，也必须有医生的处方才能购买。

　　治大国如烹小鲜，超市的经营也折射出一个国家的经济管理之道。给生产者、消费者足够的自由，让他们自由地生产，然后供需双方在市场上自由地见面；而有些商品和服务不是企业愿意提供的，或者不是企业能够提供得了的，那就要政府来做。比如，神六、青藏铁路、飞机导弹、三峡工程，公益性医院都要由政府来做，别人不肯做或者做不到。而企业、个人能做的，就不劳政府再做了。比如，学校就可以适当放开，政府只作监管。可咱见到的却是：给名牌大学吃偏饭，烧得煌煌学府不好好办学，非要玩儿高尔夫，招来不少白眼；动不动就关闭民工小学，弄得小孩没学上，说他公共教育没到位，行政手段又越位不算过分吧。

　　另一个需要政府做的，是监管。现在出事儿的越来越多，工业污染的河流，愣是喝出了人命，化妆品、食品、药品坏事儿不少，连咸鸭蛋里都有了苏丹红。按说，入口的、搽脸的出了问题，就该罚他个倾家荡产，打他个永世不得翻身———重典之下，看看还有谁敢昧良心？出了这么多事儿，咱很纳闷，监管者在哪儿呢？忙活什么呢？

　　春秋时，晋文公问政于咎犯，咎犯答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意思是分熟食不如分生食，因为分了生食，老百姓可以按自己喜欢的方式来烹饪，清炖、爆炒还是红烧，悉听尊便；而分生食又不如把土地分给老百姓，养鸡、养鸭、放羊、种菜，悉听尊便。咎犯的这番高论，是很符合经济学原理的，也就是最基础的“经济人假设”，每个人都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作出最优选择。而让更多的人拥有自由和选择权，才能激发人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建立富裕而和谐的社会。就像当年的土地承包责任制，稍微给点自由，农民就能吃饱饭了。

　　比如，一块地，农民种什么，尊驾就别管了，更犯不上把人家已经种上的庄稼用推土机平了；尊驾要管的，一是耕地的非农占用，二是不许种罂粟。

　　管理者应该做好的是，赋予公民充分的自由，建立和谐社会；同时给予严格的监管，建立法治社会。赚钱不是管理者的事儿。如果管理者经营出来多少财富，那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多半是靠垄断整出来的。该做的没有做，不该做的却做了，能是好事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