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青，著名期货专家，金鹏期货公司董事长，中国农业大学期货与金融衍生品研究中心教授。

　　本轮宏观调控效果之所以没有完全达到预期效果，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解决好如何协调宏观调控与市场化改革之间的关系。宏观调控运用行政手段，反而弱化了市场功能。因此，现在是我们应当好好反思这几次宏观调控的成绩与问题的时候了。因为，如果没有真正的市场化改革，宏观调控只能解决经济中一些表面问题，并不能达到我们预期的宏观调控目标。

　　从2004年以来，我国针对经济过热已进行了两轮宏观调控。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效果并不像人们所预期的那么理想，真正深层次的根本矛盾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我认为，本轮宏观调控效果的不理想，反而强化了一些改革对象的利益诉求。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宏观调控并没有协调好与之相互配套的市场化改革，反而在运用行政手段进行宏观调控时，弱化了市场的功能，由此导致宏观调控的动机和目的不能相互统一。

　　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宏观调控相比，本轮宏观调控没有像上次调控那样出现立竿见影和效果明显的情况。1995年，国家实施全面治理通货膨胀、抑制经济过热的经济政策，到了1996年已全面见效。那么，为什么本次宏观调控与上次宏观调控之间会有如此大的差距呢？其主要原因是因为本轮宏观调控所面临的经济环境已发生了实质性变化。

　　从经济开放的角度看，我国加入WTO之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尤其是商品市场迅速并轨，国际市场的变化更为直接地影响着国内经济发展。我国经济的全面开放，使宏观调控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例如，大宗商品价格变动，国内一些热点行业的资本投入，都与国际市场变化和国际资本的流向息息相关，已不单纯是国内市场的变动和国内投资变动的问题。我国已经不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循环体系，而是正在全面地融入国际市场。

　　从体制变化的角度看，本轮宏观调控的难点是地方政府的行为问题。上一轮宏观调控留下的后遗症之一就是强化了地方政府的权威，大大强化了地方政府配置资源的能力。在此基础上，随着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威与房地产开发相结合，产生了地方政府在房地产开发中拥有绝对利益的这一独特经济现象。据一些调查研究资料表明，近几年来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其中一大块收入来自于批地，土地出售收入在有些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要占到一半以上，而房地产商的成本利润率高达100%以上，资本收益率也达到300%，甚至500%。这种利益的结合和互动，势必推动中国的房地产投资居高不下。地方政府的财政势力骤然扩大，使得地方政府成了经济过热的重要根源之一：地方政府不仅仅自身成为一个投资主体，而且在其强烈的资源占有和支配偏好的行为影响下，用其行政手段，以财政资金为杠杆撬动了银行信贷，由此也形成了投资过热。

　　同时，本轮宏观调控还出现了一些始料不及的问题，那就是一些正在成为改革对象的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不断强化，不断向国家提出新的诉求，使得宏观调控的效果大打折扣。例如，从我国改革开放开始，我们始终坚持的改革原则是进行市场化改革，即从行政性的计划管理转向市场化的配置资源。但是，在上轮宏观调控结束后，行政部门的行政力量却不断得以强化，并且行政力量与经济利益日益结合，形成了越来越明显的部门利益和地区利益。有许多部门利益、地区利益都通过以制定行政法规的方式得到了强化，虽然这与改革开放初期的所谓“部门利益”和“地区利益”还不能完全同日而语。当宏观调控政策与这些既得利益相左时，其政策的实施将是非常困难的。再例如，我国的垄断性国有企业不仅具有资源的垄断地位，而且还无偿地使用全民的资本，却不用向全体人民上缴利润，这种特殊的地位使得民营资本根本无法与之进行公平竞争。所以，在本轮经济过热的过程中，这些垄断集团具有超强烈的投资冲动。它们为了巩固和扩大既得利益，就必须扩大市场占有率和强化垄断地位，这种投资是不计效益和没有经济约束的。因此，这种投资冲动也是不受利率政策影响的，所以在发达国家中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在我国却作用甚微。

　　我认为，改善宏观调控，关键是仍要以市场化改革为主线，推进市场化改革是我国能不能从根本上抑制经济过热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所在。只有市场化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由行政配置资源为主体向市场配置资源为主体的方向转换。由此，通过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减少资源配置的浪费，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以科学的发展观统领全局，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化。为此，我们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在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发生新的重大变化条件下，要明确宏观调控最主要的内容应该是推进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从理论上讲，要素产权和定价问题是市场体制及制度安排中深层次的根源性问题，经济波动和增长方式只是前者的表象和后果，试图用行政调控手段来解决深层次的要素市场产权和定价问题是不切合实际的。这也正是前一次调控之所以不彻底和今年为何还要进行宏观调控的根本原因。本轮宏观调控所采取的主要措施主要是管住项目、管住信贷、管住土地、管住环保和管住能耗，这些问题除了环保问题外都应该通过要素市场的体制改革来予以解决，如产能过剩和能耗过高主要是要素和资源性产品定价过低所造成的，主要应该通过价格信号的变动来予以调节。

　　其次，地方政府行为的改革应当被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要界定地方政府行为的边界，不能让它成为一个万能政府而滥用纳税人的税收或滥用全民的土地。前不久，在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建立和谐社会的决议中，明确提出了推进全方位的改革方针，应该重点解决地方政府的行为问题，让地方政府管自己应该管的事，而不是去替代市场进行资源的配置，否则市场化改革是不可能深入的，大大小小的各级政府以卖土地的财力来主导着地方的资源配置，将会让市场机制没有任何发挥作用的空间。因为，政府的投资和经营是不计成本和没有效益的，是一种典型的粗放型的浪费经济，这一问题是我们从改革开始时就已被列为重点的一个问题，现在是到了应该彻底进行改革的时候了。

　　再次，国有大型的行政垄断和资源垄断企业（包括金融机构），都应该大踏步地实行市场化体制改革，让它们成为真正的企业。从改革之初到现在我们党的历次体制改革的决议中，虽然都非常明确要解决这个问题，但在实践中，这些措施却难以真正落实到位。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我们要出台一些具体的措施，以此构建国有垄断性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环境。我认为，第一，这些企业应当上缴利润，不能将利润用于这些企业的自身发展；第二，应该对这些企业征收资源税和行政垄断税，并将这一部分收益纳入国库用于国家建设；第三，真正打破大锅饭和铁饭碗，像民营企业一样实行人事管理和薪酬管理，决不能让垄断得来的利益和应该上缴的利润都变成了职工收入和福利被分配掉了。

　　现在，我们应当好好反思这几次宏观调控的成绩与问题，要解决好宏观调控与如何协调市场化改革的关键问题。因为，如果没有真正的市场化改革，宏观调控只能解决经济中一些表面问题，并不能达到中央所提出来的宏观调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