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迅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香港资深媒体人、出版人

　　一位与笔者同在香港一幢大楼任职的日报经济版记者，几个月前被编辑部派往北京驻扎。这位记者刚到北京没有几天，闻悉有一家在香港上市的大型国企在京举行股东大会，于是欣然前往采访，结果被拒之会场门外。他意外地发现，这家大型国企的股东会，没有什么股东出席，只有管理层和不多的几个人走进酒店的一间会议室，大门紧闭。他还苦心在门外等待会议结束，满以为股东会一结束，管理层总会在门外见记者，回答记者提问。哪知不一会儿，股东会结束，管理层步出会场，见到记者，摆摆手，转身就匆匆离开。记者一愣，无奈，不解。可这样的事接连发生，终于让他才明白在内地举行的股东会是怎么一回事了。为此，他常常抱怨。这些国企股的现时市值之热，国际投资者追捧之热，与股东大会的冷，是截然相反的对照。

　　在一次经济学界论坛上，笔者说起这位香港记者的遭遇。邻座来自北京证券界的一位官员说：“这个记者有病啊，中国的实情就是这样，有什么好抱怨的。”

　　“有病”？如果那位香港记者听到这个词，一定不能理解。从前中国人对有病的人，往往会出于同情而给予更多关照。可如今在内地早已没有这层含义了， “你这人有病啊！”反成了一种奚落、指责。大街小巷，城市乡村，只要有人说话的角落，常常会听到“有病”的讥讽。“有病”成了社会流行词，只要意见不对，口味不同，就是“有病”了。正如有人说，现在的社会已经没有美，只有“臭美”，也没有是与非，所有的是与非都是“是非”。

　　在“有病”的背后，没有了“是”，也没有了“非”。

　　没有股东参与的股东大会正常吗？股东大会后管理层避见记者可以吗？

　　国企股在香港上市，无非为了在香港股票市场筹集资金。国企股注册在中国内地，法律上没有规定股东会议必须在香港举行。公司管理层往往为了方便，选择在内地举行股东会议；国企的股东们、包括基金公司，为了节省时间和差旅费，也就不会去内地参加股东大会了。国企股公司的周年大会，也往往如此，香港投资者一般都放弃这一年一度可与管理层直接面对面的机会，谁会花自己口袋的数千元人民币，去“见一面”呢？

　　国企的股东会议，按理说只让股东参加，拒绝传媒采访的理由是站得住脚的。在香港，上市公司也拒绝传媒进入股东大会会场。不过，香港的股东会议一结束，管理层都会当即与传媒见面，回答记者提问。股东没有出席股东大会，却可以透过传媒了解和监督管理层工作，分析和掌握公司未来走向。上市公司的信息公开，运作透明，是对香港股民负责。国人不总是嚷嚷，要与国际接轨吗？中国不总是振振有词说要争取国际金融龙头地位吗？国际金融都市香港做得到的，内地为什么做不到呢？

　　国企股热潮汹涌，对当下的香港股民而言可谓“性命攸关”。香港的股市是否有泡沫，专家和学者众说纷纭。可以肯定的是股市畅旺带来了财富效应。股民赚了钱便会花钱，为香港经济增长带来正面支持。有西方学者论证，房价的财富效应远大于股票，是股票价格财富效应的2倍。资产价格每涨1美元，消费者就会多花5美分。另一项美国研究推论，房价增加100美元，会带来9美元消费，而股市赚钱100美元，会带来4美元消费。

　　香港股市畅旺的财富效应有多大？与本文提到的那位记者是同事的一位编辑，曾作过一番计算。香港股市主板市值11万亿港元，以公众持股最少25％计算，即有2．75万亿港元由公众持股。根据港交所披露的散户参与率达28．6%作参考，但调低散户的金额投入比例为15％，再以恒生指数2006年升幅26％作参考，散户今年从股市中已经赚了1073亿港元。以股民160万人计算，每人平均赚了6．7万港元，这个数字不包含透过基金投资所赚的钱，也不包括权证和创业板。按西方的算法，从股市赚100元，消费者会多花4元计算，这些股民每人多花2680港元。

　　这不是小数目。

　　香港成为中国内地企业的集资中心，香港股东赚了钱，带来了社会的旺气。在香港上市的国企管理层，请在每一个细节上善待香港股民。

　　究竟谁“有病”，人人心中都有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