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捷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 　　专栏作者 　　1968年在哥大 　　弗氏夫妇1988年在北京

　　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上周以94高龄在旧金山去世。他这一辈子和中国有着不解之缘。就以他晚年著作《货币的祸害》为例，书中不但多次提及中国20世纪初的货币改革作为例证，还专辟一章谈“罗斯福、白银与中国”。

　　弗老一生曾四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会见过两代中国领导人，为中国的经济学培养过不少学生，为中国经济转型发展谋划过不少决策。多年来，他家里一直挂着两幅中式的中堂，心里也一直惦记着中国现实经济。

　　1980年是他第一次来中国，邀请人是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的钱俊瑞，联络人则是他过去的学生罗承熙。钱俊瑞是跟着陈翰笙由农村经济调查而进入学界的，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可并没有留学西方的背景。而罗承熙当年曾负笈哥大，是弗里德曼很喜欢的学生之一。罗承熙归国以后，历经种种波折，最后进入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事实上，他和钱俊瑞等人一同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世界经济学科的奠基人。近年来活跃在研究舞台上的学者如稍早时刚从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卸职的余永定等无不受到过他的帮助。

　　可是由于罗承熙另有其他安排，没能在北京见到弗里德曼。可弗里德曼和夫人罗斯却意外地见到了另一个早年的学生———李志伟。

　　1944年第六届中美庚款考试，在清华大学里选拔了22名优秀青年。后来这批人里做出大事业的特别多，其中就有立志搞物理的杨振宁，也有一心读历史的何炳棣，还有澳门人李志伟，他选定的学习方向是社会学。

　　这些年轻人从清华大学到了芝加哥大学，虽然芝加哥的社会学同样有名，但李志伟经过比较还是转到了经济系，指导老师正是30岁才出头的弗里德曼。弗里德曼对李志伟的感情比罗承熙更深。毕竟罗两年读完以后就另投别处，而李则跟了弗里德曼整整6年，直到做完博士论文。

　　李极聪明，不擅长考试，却能写作极有思想的论文，对经济问题有独到的看法。这使得向来只重视考试的弗里德曼不得不重新考虑对学生的评价标准。李志伟太太是美国之音的播音员，两人在校园里的生活也令很多人羡慕。而且李志伟还烧得一手好菜。有一年他陪同弗里德曼夫妇度假，教会了罗斯怎么烹调广式的龙虾，罗斯多年来于此念念不忘。

　　1951年，李志伟获得了博士学位，必须要设计未来的安排。那时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尚不明朗，李就非常担心两国关系破裂之后，他也许会被迫从事针对中国的政策研究。故而他决心全家回国，先到香港，随后搬回了内地。

　　回国以后，他进入了高校。当时经济学科已经被调整，他和其他海归学者一道改行教英语。“史无前例”期间，妻子撒手人间，他也受到冲击，直到1978年才被恢复名誉，进入外贸学院。可当时中国正式经济学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他只能教授统计学。那年弗里德曼访华，师生相隔30年再度见面，真是百感交集。

　　师生交谈甚欢，师母罗斯却感慨岁月不饶人，面前这个李志伟再不是当年那个教她做龙虾的生龙活虎的李志伟了。李志伟却很坦然，虽然直到他退休都再没有机会讲授经济学，但这个真正的芝加哥经济学博士用自己的方式为中国学术的重建做出了贡献。

　　在1980年的访华安排里，弗里德曼还访问了上海、桂林，看到的是一片灰蒙蒙，无论人们的服饰还是人们的精神。

　　等到1988年弗里德曼应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之邀再度访华时，情况已经大不同。西方经济学终于得以恢复，可以在内地继续教授，中断了30多年的传统又延续上了。弗里德曼夫妇由张五常教授陪同，在无锡偷偷下车，随便看看，就被发达的农贸市场吓了一跳，产品的丰富程度是1980年绝对不敢想象的。也许还没有美国超市那么整洁规范，但散发出极强的活力。他们安顿在上海，这时已经有了希尔顿宾馆，硬件设施和海外的豪华宾馆一般无二。而弗里德曼在复旦大学演讲时，根本无需翻译，学生都能迅速领会。讲完之后又被热情提问的学生所包围，大家手里都拿着中译或者原版的弗里德曼代表作，嘴里都说着流利的英文。尽管他们都没有亲炙于弗里德曼，可都读过弗里德曼的著作，熟知他的经济思想。

　　1993年弗里德曼第三次访问中国时，环境已经非常宽松，和当下的经济形势没有本质的区别。经济发展，物质丰富，思想开明，年轻人渴望去西方学习最新最前沿的经济学知识，并且要发展本土的经济学思想，在经济生活和思想上全面地与世界接轨。

　　弗里德曼研究过美国的现实货币问题，可只研究过中国的货币史。他通过张嘉璈、汤良礼、杨联升、叶孔嘉等几代中国学者勾勒出的中国近代货币改革过程，实证地得出很多历史结论。人人都知道他是货币问题专家，故而他在中国访问期间被问及最多的就是通货膨胀问题。可他似乎更愿意在中国谈论自由市场改革。货币是个太敏感的参数，一动就会造成巨大影响。而自由市场则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弗氏希望通过推动中国的体制改革为市场经济打下一个良好基础，在这基础上才可能真正发挥货币政策的威力。

　　他的中国学生有些在晚年成为教授、博导，有些则默默无闻。但是他的著作多半已被译成中文，激励了无数中国学生。

　　如今,弗里德曼的中国弟子也大多归了道山，但他对中国的影响却将长久地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