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社会资本》 　　———政治发展的一种新维度 　　燕继荣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5月出版

　　许多人都乐于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描绘一幅图景。总的来说，这幅图的色彩是明亮的，但如果仔细观察，也能看到瑕疵和暗点。这些暗点，或体现为各阶层利益的冲突加剧，或体现为社会秩序的不尽和谐，或在个人的社会交往信用不足等指标中有所反映。

　　如果用时下一个比较流行的学术概念来解释，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暴露出的种种不和谐景象，说明了社会资本不足，甚至透支了历史的积蓄。富有才华的北京大学青年政治学者燕继荣显然就是这样的思路，他很想效仿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普特南的做法，对中国的社会资本状况作实证调查。

　　普特南曾有过很有意思的研究经历，他通过实证调查发现，美国独自打保龄球的人居多———打保龄球本是一个群体活动，为什么人们宁可独自打球呢？普特南研究后的结论是：美国人的交往水平在下降，社会资本在下降。

　　遗憾的是，燕继荣最终没能完成他的实证调查。他对社会资本问题的思考，成为更为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尽管如此，我仍然以为，燕先生做了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

　　从研究历史看，关于社会资本的系统思考始于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布尔迪厄将资本划为三种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普特南则认为，它是指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规范和网络。其锋芒所指，恰是个人主义。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则从组织理论入手来理解社会资本，他把社会资本看作构成非正式制度的几乎所有要素，其定义更为宽泛。

　　燕继荣站立在前辈肩膀上，给出了自己的理解：社会资本是存在于社会结构关系中的资源，体现为个人关系、成员身份、社会网络和信任关系。应该说，这样一个定义，基本点出了社会资本这一充满争议概念的本质。

　　正如经济学家更关注社会资本与促进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作为一名政治学者，燕继荣将社会资本研究置于中国构建和谐社会这样一个大的框架内，提出了富有启迪性的命题。比如，社会资本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所谓的“超稳定结构”的解释力量，也可能有助于解释中国集权模式的形成，另外，通过对社会资本的关照，可以启发当下的公民社会建设，等等。

　　燕先生的思考，与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员杜平的观点不谋而合。杜平曾在一篇介绍新加坡如何建设和谐社会的文章中这样说：“共识”是衡量社会资本的很高标准，它意味着人们为了共同的目标而愿意有秩序地相处。新加坡人普遍诚实、守规矩、一诺千金，也有较好的互让精神，所以其和谐程度明显较高。

　　反观中国社会的当下，政治秩序较为稳定，经济增长颇为乐观，但是社会发展却有些跛腿。因此，建设和谐社会顺理成章成为中国的核心命题之一，但是社会资本的不足制约着建设和谐社会这个浩大工程的进展。

　　燕先生没能够说明社会资本作为资本的几种形态之一，其质量究竟该如何界定，也没有能够清晰地描述出中国社会资本缺乏的现状。这的确是遗憾的。但是，对中国问题有所研究和思考者，都很容易看出严重的贫富差距、社会信用失范、寻租现象较为普遍、对制度缺少深入内心的信仰和尊重等等命题，正是当下中国的社会生态。而以社会资本这个概念去解释，尽管无法定量，却可以从性质上得出社会资本不足的结论来。经济学家眼中的所谓“坏的市场经济”，其实是从另一个角度为社会资本的不足做了注解。

　　显然，燕先生将其研究的重心落在如何投资社会资本这个实质性的问题上。他的逻辑是：积累社会资本就是启动“资本”的社会储备，同时也就会促进政治发展；同时，要谋求政治发展，建设和谐社会，也就要增加社会资本积累。

　　在历史上，乡土中国是有着较为深厚的社会资本的。费孝通老先生就曾研究过类似的课题。比如乡土社会，人际之间信用普遍较好；人们追求“无讼”，服膺于传统的正式制度之外的规则；同时，人们也追求“礼治”。如此等等，正是社会资本有着历史根基的表现。很可惜，在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一个庞大国度的历史积累被大量透支。即所谓：旧的规范被打破了，新的规范却没能及时建立起来。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时代，社会资本远远让位于物质资本，致使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建设，在社会繁荣表面下掩盖着难测的社会危机。

　　那么，投资社会资本，增进资源积累就成为一个现实的课题。因为，“从个人的角度讲，在一个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存量的社群内生活和工作会更加容易；从整个社会来讲，一个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存量的社会意味着和谐稳定的秩序和良好的社会治理。”

　　在燕继荣看来，理性的个人投资社会资本，就是为他人服务，创造他人对自己的“义务”，因而也就是在积累社会资本。而源于国家和政府的社会资本投资更为复杂，因为政府的有意识行为有时候可能不仅没有增进社会资本积累，反而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政府应当主要在志愿组织发展、公民参与网络的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保障以及传统风俗和习惯的谨慎处理等方面着力。

　　研究中国的社会资本投资，燕继荣做了些最基础的工作。如果更多的有识者从实证的调查入手，更深入地探索如何增进社会资本积累，同时，公民与政府若能以新的政治发展维度来看待社会资本，务实投资，那么，一个更为和谐的中国社会的到来将不会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