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宜     　　华东师范大学 　　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生

　　诚然，当前的贸易顺差确实有些虚高，通过一定的政策调整，可以有所降低。但贸易顺差能否如商务部所希望的完全消除？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差额将呈现怎样的格局？这个问题的背后或许隐藏着更加深刻的经济规律。

　　先来看看贸易顺差是怎样形成的。假定一个社会创造了100个单位的新财富，当期消费了58个单位，投资用去了40个单位，那剩下的2个单位就必须通过净出口的方式卖到国外去，由此形成贸易顺差。若要消除这2个单位的贸易顺差可以有以下三种途径。

　　一是全面紧缩，少生产些新的财富。如果只生产98个单位，那就不会留下2个单位用于净出口了。但这样做，会造成产能闲置，加重失业压力。况且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巨额的贸易顺差伴随着许多行业的产能过剩或者潜在产能过剩，如果以压缩生产来控制贸易顺差，必将加剧失业。年轻劳力因失业而不参与生产，那他年老后的养老金又从何而来？因此，这种做法绝对是饮鸩止渴。

　　二是增加投资。如果投资能用去42个单位，就可以消除贸易顺差。但这在当前的中国同样也不可行，因为眼下的投资已经火热到需要宏观调控的地步。可以预计，今后一段时期的投资增长速度只会下降，而这反过来又会增加贸易顺差继续扩大的压力。

　　三是增加消费。如果消费能提高到60个单位，贸易顺差就消失了，这便是扩大内需政策的含义所在。

　　很多人指出，目前我国的消费比例太低了，有长足的提升空间，只要消费比例回升到国际平均水平，贸易顺差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但这样的国际比较，忽略了人口结构的因素。

　　一个正当壮年的劳动者，必定会把收入中的一部分储蓄起来以供未来养老之需。如果社会保障体系十分完善，则个人未必再会保留储蓄，但政府必须在当下保留数量相当的储蓄，为劳动者数十年后的退休生活准备养老金，否则便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出现社会性的养老危机。而政府的储蓄，来自于税收，归根到底还是来源于那位壮年当前所创造的财富。对一个社会而言，也有壮年、老年之分，这取决于整个社会的人口结构。人口学家用抚（赡）养人口与劳动人口的比例，即所谓“人口负担比”来衡量整个社会的“年龄”，比值越低，则说明这个社会越“年轻”。一个理性的“年轻”社会，不会将其在当期所创造的全部财富消费殆尽，而是会通过个人储蓄或者政府储蓄（社会保险）的方式，保留部分收入，供养未来。

　　当前我国的人口结构正处在负担比例最低的历史时期，社会消费比例较人口结构成熟的国家偏低一些，是正常的。由于生育政策决定了30年后我国的人口结构将呈现严重的倒金字塔型，人口负担比将上升到史无前例的高位，到那时，试图依靠透支再下一代来解决社会保障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因为那一代年轻人将面对数倍于他们的老人和孩子，因此，在现阶段为自己的未来多储蓄一点、少消费一点的选择完全是理性的。所以，我国的消费率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的现实应该说是基本合理的。

　　可见，当前阶段我国出现的贸易顺差，而非逆差，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我国年轻的人口结构所决定的，是我国社会为未来而在海外储蓄的养老金。当然，这并不排斥对当前虚高的贸易顺差必要的控制，对不合理的分配政策、贸易政策和汇率水平必要的调整。

　　人口学家预计，按照我国现有的人口发展变化曲线，人口总量将于2030年到达最高点，为14.06亿；劳动人口将在2020年左右达到顶点，为9.23亿；而人口负担比将在2010年前后降到最低，此后缓慢上升，至2030年前后进入50%以上的高负担区。由此观之，由人口因素导致的贸易顺差的格局还将持续较长一段时期。而到了十余年后，当我国人口结构逐渐老化之时，我们就需要通过贸易逆差的方式，动用目前向海外储蓄的资源。

　　这种起因于人口结构周期的贸易顺差，与起因于经济周期的贸易顺差有着本质的区别，由这种顺差所积累起来的外汇储备，其投资运作理念当然也应有所不同。鉴于这笔储蓄资金的动用期是在十多年以后，因而其投资规划完全可以着眼于较长的时期，可以通过适当放弃对所投资资产流动性的过高要求，追求更高的赢利性，比如在一定范围内战略性地投资于有限售期的股权。

　　贸易顺差的人口结构周期成分，为我国当前巨额外汇储备中部分资金运作思路的长期化提供了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