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行再提中国需靠内需 专家辩析动力不足缘由
[□本报记者 秦媛娜 实习生 李春燕] 2006-11-24 00:00

 

  □本报记者 秦媛娜

  实习生 李春燕

  

  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驾拉动经济增长的马车用力不均的现象在中国已经不是一个新问题,而在投资增速呈现快速增长、外贸顺差居高不下的2006年,这一情况还在加剧。本月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发布的《中国经济季报》指出,政府没有必要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出台紧缩政策,要想长期控制经济增长,必须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更多的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

  事实上,在一系列的紧缩政策 出台之后,投资的增速开始出现了回落。但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短期如果没有出现根本改观,只会更加凸显内外失衡、内需不足的问题,这让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变得更为紧迫。

  专家建言,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消费应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而这本身又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有赖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善。

  三驾马车用力不均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7194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7.3%,净出口总值累计1098.4亿美元,同比增长60.4%,而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55091亿元,仅比去年同期增长13.5%。

  同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的增长速度明显落后于投资和出口。

  今年年初国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在第一篇就曾明确指出,要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合理控制投资规模,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但是被寄予了很大希望的消费在这近一年中的表现并未尽如人意。

  消费缘何难如人意

  对于造成消费表现难如人意这一现象的原因,国泰君安证券分析师秦军认为,目前中国还处在工业化的过程当中,制造业部门的投资必然对经济增长做出较高贡献,因此出现投资增长较快的现象是可以理解的。

  另一方面,由于基于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的预防性需求较高,因此出现储蓄率高、消费率低的现象也是有其合理的因素的。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霍文文也表示赞同这一观点,她认为,这样的情况是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客观存在的,同时贫富差距的存在也让真正的消费者缺乏消费能力。

  事实上,将消费动力不足部分归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早被市场广为提及。央行行长周小川本月18日在墨尔本则表示,中国储蓄率较高,财政状况良好,有条件进行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

  但是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认为,造成消费不足问题的关键原因在于现象背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

  他指出,无论从零售商品增长率上,还是住户部门的消费倾向上来看,消费的增长速度都是不低的,但是之所以最终出现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不高的情况,关键问题在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之中。整个住户部门、劳动者的收入增长偏缓,并且这一速度低于整个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因此分配给劳动者的收入占比在下降,分配给资本的收入占比却在上升。

  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高路易也阐述了相同的观点,他表示,虽然劳动者的工资增长已经很快,但是仍然慢于整体经济的增长速度,因此家庭收入在经济中的份额下降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消费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下降。

  解决消费不足问题非一日之功

  事实上,无论问题是来自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还是来自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不平衡,最终要解决消费不足问题非一日之功已成为市场的共识。

  “在中国目前工业化的过程当中,对消费寄予过高的期望也是不现实的,这只能是一个长远的任务。”秦军表示。

  高善文也指出,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并不是中国单独面对的问题,西欧、北美也都如此,劳动者的收入增速赶不上经济的增长速度,“这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现象”。

  而因为驱动整个国民收入格局的力量是一些非常基本的经济力量,因此在短期内进行干预和调整是比较困难的,必须有赖于长期的努力。

  对此,高路易的观点是,解决消费比例不足的关键在于提高居民的收入在经济中的比例。

  高善文的建议则更为具体,他认为,既然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占比在上升,那么就可以考虑让劳动者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资本家,使他们通过资本收入的来源,分享经济的增长。“这一思路可以通过让劳动者持有更多的股权、股票来实现,让他们既是劳动者,又是投资者”。这一思路事实上已经在中国目前股市节节高的走势情况中有所体现。

  此外,世行在报告中还提到了其他的建议,即刺激消费可以从增加政府对社会保障的支出、提高资本配置效率、降低经济对投资的依赖等方面着手。

  调控之辩

  放在助力经济增长这一大格局中,解决消费的问题并不是孤立的,它与另外两驾马车的动力有着强烈的互动关系。

  高路易表示,第三季度中国内需增长放缓,主要是因为在采取宏观紧缩政策使投资受到抑制之后,以投资为中心的内需增长放缓。

  而内需增长放缓的部分又被净出口的大幅增长所弥补,反映在数据上,就是大大超出进口增速的出口速度。今年10月份,我国外贸顺差达到了238亿美元,这一数字比9月份的153亿美元增长了26.6%。

  世行在报告中明确表示,“短期的宏观经济失衡主要是在外部经济方面,即大幅上升的贸易盈余”。报告认为,在消费增长速度不上升的情况下,投资增长率的下降可能导致贸易盈余的进一步扩大,因此,“似乎没有必要在现有政策的基础上出台进一步的宏观紧缩政策”。

  高善文同意这一观点,他认为,目前中国的投资增速固然不低,但是投资的回报率同样高居不下,这就说明投资规模的高企是有一定道理的。政府采取严厉的政策打压投资,非但不会让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得到改善,反而会使资源供给短缺,从而使高资产价格长期得到维持。

  同时,从投资增速的绝对数据来衡量投资也是有片面的。他认为,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现在投资的增长速度确实增加了很多,但是投资增速的波动平台也较以前上升了许多,这一数据的合理中轴已经提高了,因此仅从20%、30%这样的数据来判断经济过热,证据并不充分。

  “如果没有配套的扩大消费的措施,进一步出台新的宏观紧缩的重大措施不甚合适。”世行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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