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晓 晖 　　中银国际证券 　　金融分析师 　　现居天津

　　最早的经济学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义，强调“看不见的手”，也就是市场规律的作用，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古典主义为资本主义突破封建桎梏起到了积极意义。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暴露了古典主义的局限性，那时几乎天天有董事长从高楼大厦上往下跳。那时的人们实在不敢想象靠市场自身的调节作用要忍受多久，凯恩斯关于政府干预经济的主张因此很快被政府接受。在一片恐慌中，人们企盼政府出面力挽狂澜；而二战时期复杂的政治形势和军事格局也呼唤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于是，罗斯福来了，罗斯福新政来了，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于是凯恩斯的论文变成了凯恩斯主义，成为20世纪执牛耳的学派。

　　不管美国摆脱大萧条究竟是凯恩斯主义的功劳还是二战军事需求刺激了工业带动了经济，有一点不容置疑，凯恩斯主义天生就有招政府喜欢的地方：鼓吹政府利用财政、货币政策调控经济，也就意味着赋予政府更多、更大的权力。相信每一届政府都喜欢权衡一下，调控一下。或许，有调控就有腐败，即使没有腐败，印把子换不了票子，谁不喜欢晃几下印把子呢？即使不赚钱，还落个过瘾。

　　需要澄清的是，凯恩斯虽然鼓吹政府干预经济，但他始终保持着一个经济学家的独立和操守，不做有倾向性的研究课题，不当企业的代言人，即使参加政府的考察团，也是自掏腰包，决不肯“吃人嘴软”，凯恩斯炒期货、炒股票赚了很多钱，所以活得很硬气，没有一点奏折学者的马屁相。

　　后来，弗里德曼提出了更为自由的货币主义，主张政府最重要的经济职能是调节货币供给，除此以外不应对经济有任何干预，这等于在限制政府的权力。与被供在牌位上的凯恩斯主义相比，弗里德曼货币主义学说当然只得叨陪末座：哪个政府喜欢限制政府权力的经济学说呢？

　　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受困于滞胀，经济增长停滞还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凯恩斯主义玩儿不转了。美国的里根总统和英国的撒切尔首相都转向了解除管制和非国有化，以重新激发经济发展的活力。货币主义终于赢了一个回合。

　　实际上，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就像白天太阳上班，夜晚月亮值班一样，一时有一时的道理，但货币主义能够被政府接受，变成切实可行的经济措施，不简单。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生产力被极大地解放，原因就是获得了一些自由，农村有了土地承包，城市有了奖金，企业有了一点自主经营权，一下子就很见效。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似乎放权的力度就跟不上了。如果说，最初的不肯放权，源于思想上不够解放；那么后来的不肯放权，则来自对利益的把持，对权力的经济估价。

　　现在，市场化改革似乎仍然不足，假公共利益为名行垄断和管制之实者并不鲜见，一说调控，就兴致勃勃地涨价，至于调节效果如何，不管它，反正钞票收上来了，一个系统、一个部门的利益有保障了，这就行了。于是，众多部门的经济性反而导致了整个社会的不经济性，又破坏了社会公正。如果说这些做法受到凯恩斯的影响，相信凯恩斯地下有知，会大喊冤枉的。

　　凯恩斯主义强调税收与政府开支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但相信凯恩斯不会认同富豪阶层的偷漏税、政府开支中的腐败现象、价格只涨不落的霸王性接轨、粗暴的行业垄断。毕竟，凯恩斯的调控是弹钢琴，不是刮地皮。

　　西方经济学虽然派系林立，但总的趋势是在相互融合、共同发展。凯恩斯主义变成了新古典综合派，或者说新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也在向新古典经济学演变；这反映出自由市场与政府调控的理性与和谐，说得正统些，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弗里德曼走了，但自由市场的精髓长存。琢磨一下货币主义，想想看得见的手应该有多大？应该伸向哪儿？应该伸多长？或许就能做一些帕雷托改进，有利于社会总财富的增加。但前提是，特殊利益集团要吐出一些既得利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