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也

　　11月28日，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在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上表示，11月25日、26日两天之内连续发生三起特大煤矿事故，性质十分恶劣，后果严重，教训深刻。从三起煤矿事故的初步调查情况来看，都属于已关闭矿井和停产整顿的矿井，擅自非法违法恢复生产。李毅中说，这三起事故暴露出地方在落实国家整顿关闭落后小煤矿工作中，不听招呼，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实际上，在以往的诸多矿难的背后，人们都常常看到地方政 府充当矿主后台的现象。正如李毅中所说：“发生事故的这几个矿，黑龙江鸡西远华煤矿设计能力3万吨，这个区的有关部门就核定为6万吨，能力翻番就这么容易，山西临汾这个矿，5万吨的矿，把它核定为15万吨……”

　　李毅中所讲的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为什么地方政府甘愿充当矿主的后台，抵制国家的关停决定呢？一个最直观的原因就是，地方政府与矿主存在着共同的利益。煤矿超出实际生产能力肆意提高产量，为矿主带来了滚滚财源。许多矿主由于煤矿一夜暴富，诸如山西煤老板一次团购150万元1辆的美国悍马车20辆、山西煤窑主大量购买京城豪宅这样的新闻，早已在公众心目中失去了新意。

　　煤老板在发财的同时，也给当地的GDP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而这一点对于当地政府及政府官员尤其重要，在以GDP考核政绩的大背景下，官员们即使出于本能，也会支持矿主扩大产量，抵制有关部门的关停决定。由于地方政府、政府官员和矿主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地方政府支持矿主发财，就是为自己累积政绩，就是支持自己升官。因而，凡是地方政府与矿主勾结最深的地方，凡是矿难经常发生的地方，煤炭收入在当地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往往也非常高。

　　比如，湖北省大冶振兴煤矿“9·3”矿难发生地，煤炭收入占当地财政收入的70%。再比如山西“5·18”矿难发生地左云县，煤炭收益占全县经济总量的90%左右，是该县的主要经济支柱。如果地方政府官员严格依照规章办事，关停不安全的煤窑，不仅影响矿主的收入，同时，也影响当地的财政收入和官员自身的政绩。更何况，个别官员在与矿主的勾结中，还有腐败的因素。

　　要想最大限度地减少乃至避免矿难发生，就必须将地方政府与矿主的利益剥离。怎么剥离？可以从经济、行政、法律三个方面入手，而我国目前主要以经济手段为主，这大大影响了剥离的效果。目前，有关部门规定，矿难发生后，对遇难矿工每人赔偿20万元，目的是让煤矿死不起人，然而，这个效果根本没有达到。有专家算了这样一笔账：我国每百万吨煤死亡5人，按照目前的市场状况，百万吨煤获毛利高达1亿元，即便按每人20万元的赔偿标准也不过100万元，相对1亿元的毛利这算得了什么？

　　因而，单纯依靠经济手段无济于事，要想减少乃至避免矿难发生，就必须有配套措施。比如，对重大矿难发生地的主要官员予以严厉问责直至撤职，触犯刑律的依法惩处，让其为片面追求政绩支持矿主的错误做法付出更大的成本；再比如，以过失杀人罪等罪行，严惩不法矿主。矿主们可能对于无关紧要的赔偿和罚款满不在乎，但对刑法的惩处却不敢掉以轻心，这样能迫使其认真重视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