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采宜 　　中国银联首席研究员 　　中国国际金融论坛 　　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 　　中国科学院客座教授

　　“大学之谓，非大楼也，实乃大师之谓也。”

　　有了蔡元培、李大钊、胡适、鲁迅这样的大师执教授业，才有北大“博学、审问、慎思、明辩”的学风，才有千万个莘莘学子在“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学术环境中的蓬勃成长；有梁启超、陈寅恪这样处处主张“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大师，清华园才能立起其在学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赫赫声名，撑起名校之“名”的栋梁是一流的师资，而不是现代舒适的教学楼。此其一。

　　当然，百年名校，之所以招牌不倒，更重要的是其人才辈出。考入这些学校的是各地顶拔尖的人才，来自各省市的文科状元、理科状元，他们自身的优秀素质形成学校教学互长的学术生机，他们毕业后的成就进一步弘扬了学校的声望。良教施与良材，才有好的教育成果。各大名校的名气既是执教的大师树立的，也是从就读于彼的学生们树立的。

　　答案已经很清楚，用一句大白话来说，那就是先有好先生，再有好学生。先生和学生是名校成名的根本。

　　既然好的生源是名校成名的基础，那么，质询名校该不该高收费，还要问一句：什么是教育产业化？

　　稀缺资源通过价格竞争实现有效配置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但用于名校收费则断然不可。名师屈指可数，名校寥若晨星，名师、名校即便对于物质丰裕的发达国家，也是极为稀缺的资源，何况刚刚解决温饱的中国人，但是，这种稀缺资源有一极其重要的特性，即它的配置效率与资源获得者（即受教者）的个人天赋和基础素质密切相关。

　　璞玉好琢磨，朽木不可雕。天分好的学生也是稀缺资源，关于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应该解决的问题是：怎样让优秀的学生得到最好的教育，实现两类稀缺资源有效配置，从而促进整个民族精神福利和物质福利的最大化。

　　考试制度是解决教育资源短缺的简单手段，通过考试筛选，让有限的教育资源尽量施与素质最好的人才，实现教育资源配置的最佳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至于教育产业化，其本质的内涵和首要任务，乃是建立教师队伍的市场机制，通过价格杠杆，使我们这个社会上最优秀的人能够而且愿意从事教学工作。换一句话说，它应该创造一种好先生和好学生良性互动的竞争机制。这种机制是师资队伍的优胜劣汰和吐故纳新机制，聘任教师以其学业师德为依据，一年一聘或两年一聘，学生不选他的课，来年学校就不再续聘，让不学无术或误人子弟的教师及时下岗是教育产业化的核心要义之一。

　　有了好先生，还要有好学生。名校之所以成为名校，是因为一流的生源、一流的教师以及一流的教学环境；一流的生源是基础，奖学金制度是吸引好学生翩翩而至的重要机制。美国一流的学府每年都向来自全球的优秀学子提供数以亿计的奖学金，吸引他们来这些学府就读，奖学金是名校和名校之间竞争优秀生源的重要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产业化的第二个核心要义是让教育资源向优秀的学生倾斜。

　　十年前，为缓解教育经费的短缺，曾经在一些大中城市倡导教育产业化，以学养学，学校通过市场化方式自筹资金，改善教学环境和师资待遇。

　　一时间，靠马路的破墙开店，校园宽敞的建商务楼、宾馆出租，当然，最为普遍的就是提高学费的同时，向就读学生开征择校费、赞助费以及其他这费那费。把教育产业化和高额收费划等号，即通过提高学生的上学费用，来提高教师的待遇。这实在是对“产业化”概念的庸俗理解。“教育产业化”因此被庸俗成拍卖国家稀缺教育资源的代名词。

　　教育资源一旦陷入拍卖或者变相拍卖，成为“有钱能使鬼推磨”这种市场伦理的附庸，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是悲剧。教育资源向富人子弟而不是优秀人才倾斜，首先导致资源配置的效率将大为下降，其次导致一些天分极好的人才因为贫困而辍学，社会生产力和文化创造力可持续发展将受到潜在的影响，以及社会基本伦理的沦丧，因此教育资源的配置方式不仅是市场经济的问题，同时也是社会伦理的问题。承担社会文化传播化人才培育重任的学校财源只能是两种：政府拨款和公益捐赠。

　　一言以概之，教育产业化固然可以“以学养学”，但绝对不是通过高收费和文凭拍卖，恰恰相反，它是通过奖学金，以好的生源作为提高学校地位和名气的基础，以学校的名望和社会贡献来获得财政拨款和公益捐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