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英杰

　　最近，关于“红心”咸鸭蛋、药物残留严重超标多宝鱼的报道借助现代高科技的信息传播手段迅速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国香港又从桂花鱼中检验出致癌物质，已停售三十多种淡水鱼。真不知还有多少未被发现的夺命之物潜藏于我们的日常饮食之中。不由得想起近来颇流行的一篇英国报纸上撰写的文章，题目是《中国人的“不相信”原则》。引用如下：

　　比如，一个中国妻子的周末。清晨，她用怀疑的 目光打量餐桌上的牛奶。她很担心牛奶公司，是不是已经往里面兑了水？当然了，兑水还算是好的，听说为了提高牛奶产量，他们会让那些可怜的奶牛吃药，而那些能让奶牛乳汁喷涌的药物，也许马上就要进入自己老公和孩子的体内。

　　然后，她出门买菜。于是，她将面临的是更多类似的艰难选择。雪白的豆腐可能加了苯甲酸钠，晶莹的大米可能刚被机油浸泡过，青翠的蔬菜证明的不是营养成分高，而是农药成分的充足，那该怎么办呢？妻子们很快发现，她们的不相信原则，同样适用于日常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大到买房、买车、买保险，小到请小时工、交物业费。一个有经验的妻子的基本生活态度，首先就是不相信，就是怀疑。

　　看了上面的文字，相信您会与笔者有同感，那就是中国的妻子们或者说是中国家庭的无助与彷徨。此时此刻，谁能施以援手？

　　相信在发达国家，类似这种事情出现的概率会微乎其微，原因无它，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弥补了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缺憾（或者称之为市场失灵）。我们且就事论事。多宝鱼像人一样，也容易生病，且传染速度极快，一条鱼有恙，全池遭殃。怎么办，只能吃药，如果有了抗药性，还要加大剂量或者使用药效更强的，人也就跟着与吃药了。这里就有一个个人成本社会化的问题。如果不给鱼吃药，损失只能由养殖者承担。按理说，绝不应该给鱼吃药，那么，养殖者又想挣钱，同时也能满足社会上众食客口腹之需，怎么办？其实有两条路子可走。

　　其一，完全由市场来解决。政府制定极为严格的法律，如若发现给鱼喂药者，罚他个倾家荡产，或者以故意谋杀罪课以重刑。那还会不会有人养殖呢？答案是会的。为什么，利润的驱使。君不见毒品、军火走私之盛乎？更何况养鱼乃光明正大之事。如果碰上好年景，多收了三五斗，多宝鱼很多，价格自会降下来，更多的数量乘以较低的价格，养殖者总收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而消费者则得了更多的实惠；如果碰上差年景，多宝鱼因病损失严重，则物以稀为贵，较少的数量乘以较高的价格，养殖者收益不会有大的减少，受损失的可能是消费者，尽管以更高的价格只能买较少的商品所带来的心理效用可能与以同样的花费买较多的商品所带来的心理效用总值相等（因商品边际效用下降之故），但仅从人的营养补充角度来看，其损失也是不言而喻的。当然，对不同的养殖者来说，每年的收益、损失的程度并不均等，但在同等条件下，多年的平均收益损失是遵循正态分布的。总而言之，在完全由市场决定多宝鱼的供给与需求的情况下，社会承担了较大部分的成本。当然，这是自觉自愿的个人成本社会化，是在价格引导下自然实现的。与普通意义上的个人成本社会化有所不同，普通意义上的个人成本社会化是带有欺瞒和强迫性的。

　　其二，政府介入。政府介入的依据是能使社会总效用增加，当然，不食鱼者并不能从政府介入鱼品的供需中得到益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暂且不谈，只是假定人人皆喜食多宝鱼。因为大家都喜欢吃多宝鱼，所以政府拿着纳税人的钱去做一些增加多宝鱼供给的事情，是不会遭到纳税人的反对的。政府如何介入呢？一种办法是，政府像对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国有企业一样，政府包干，盈亏不管养殖者之事，他们只拿着固定的收益。这里面的道德风险之巨大已为历史所证明，显然此路不通。第二种办法是，政府分别补贴养殖者与保险公司，让养殖者为鱼类养殖投保，如若产生损失，由养殖者、保险公司和政府（社会消费者的代表）共同承担，此乃皆大欢喜之道。这一办法也是发达国家之通行做法。

　　比较上述两种办法，显然第二种更为可取。因政府之介入而提高了多宝鱼供给市场的稳定性。但不能据此认为，政府应积极介入咸鸭蛋、桂花鱼等各类商品的供应。政府介入经济活动是有前提的，那就是这种介入要能够调动市场主体参与交易的主动性，能为市场交易主体创造一个良好的交易环境，使交易者能对未来的收益损失保持稳定的预期，并能按自由签订的契约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哈耶克认为，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种架构，在此架构中，个人不但能够自由决定他想做什么，并且能够使这种以他的特殊知识为基础的决定为总产出做尽可能多的特殊贡献。我们认为，这应当是政府介入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