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土地制度史》 　　赵 冈 陈钟毅 著 　　新星出版社 2006年8月出版

　　□ 陆伟飞

　　中国2000多年前就实现了国家统一，商品经济在战国时期就比较发达。学者们在寻找资本主义萌芽的时候，有人就追溯到战国时期。但也有人说是宋代，更多的人说是在明末。时间跨度如此之大，本身就说明了学者们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认识的矛盾性。至于萌芽被扼杀的原因，最普遍的说法是封建制度的强大，也有说是重农抑商的传统。黄仁宇说是因为中国缺乏数目字管理的技术，但不管是井田制、均田制还是后来宋明编制鱼鳞册，没有高超的数目字管理，都是无法做到的。

　　赵冈和陈钟毅的《中国土地制度史》给出了另一个答案。他们认为，中国没有出现工业革命是因为中国经济的早熟。古代科技发明几乎都出现在宋代之前，宋代以后似乎就很少有改进。赵、陈认为，这是因为宋代以后人口快速增长，巨大的人口压力让社会没有动力去大规模采用机器节省人力。经济的首要目标是如何养活那么多人，并让他们有活可干,于是就是大量采用家庭作业形态。因为只有家庭这种组织，其内部不按边际生产率分配，而奉行平均主义，只要能把生产放进家庭，就可以哪怕是在最低生活水准上养活最多的人。

　　“中国的科技发达早、进步快，到了北宋末年或南宋时期已有足够的科技水平来制造机器。但是很不幸也正巧是这个时期人口迅速膨胀，以至造成相当普遍的人口过剩现象。大家都在焦急设法如何把这些过剩的劳动力派上用场，少有人再去注意能节省人力但价钱昂贵的机器。社会缺乏这种需要。因此工业革命无法在中国发生。”

　　书中举例说元代王桢写的《农书》中记载了一种大纺车，据说比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珍妮纺纱车还要高明许多。珍妮纺车有8个锭，而《农书》上的大纺车居然有32锭。但是明代中国的棉纺业已经完全家庭化，利用家中过剩的劳动力从事副业生产，这种大纺车自然无人再有兴趣了。

　　中国现在也面临这个两难———大规模地采用现代科技，就必然会使大量人口失业；若过分依赖的廉价劳力就无法让经济升级，企业缺乏科技创新的动力。不过现在是个开放世界，劳动力可以流动，出路比起古代多了许多。今天浙闽地区的生意人几乎遍布了全世界，这在古代社会是难以想象的。

　　此外，这个问题还引出了对另一个著名疑惑的解答。人们通常认为，雇佣劳动的大量使用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因此在农业生产中，经营地主应该是经济的发展方向。所以有学者就削足适履地论证经营地主逐渐取代租佃制成为主流。然而根据赵冈和陈钟毅的分析，情况恰恰相反：中国自宋代以后，租佃制越来越流行，地主越来越倾向于出租而非招来雇农经营土地。这又是一个看似逆世界潮流而动的现象。两位作者的答案同样很简单，是因为人口的压力。当人口增加的速度超过耕地增加的速度时，劳力的边际产量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有趋于精耕细作的倾向，以求每单位面积的耕地上能吸取更多的劳力，但工资水平下降，另一方面地租却在上升（反映地力产出）。一旦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劳力的边际产量降至基本维生水平以下，雇工就无法生存下去。于是又出现了上面提到过的现象，大量过剩人口被佃农家庭所消化。家庭是同舟共济的单元，家庭成员之间共享收入是天经地义的。另一方面，地主也发现随着地租的上升，雇工经营的净收入远远追不上出租土地的净收入。此时地主不如放租，还不用费力劳心去监督农民耕种，在家逍遥自在便能定期获得收益。

　　以前人们还想当然地认为固定地租比分成地租更能激发佃农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张五常早就作过了经典分析，表明这些都不过是在特定条件约束下不同的合约安排，并不天然地存在优劣问题。雇佣制和租佃制的道理也是一样。

　　中国古代还存在着井田和均田的土地制度，特别是井田制度，历来都是儒家赞颂的对象。因为井田制下，老百姓都能宁静地生活，都有自己的本分。然而这两种制度都只有在地多人少，政权决策和执行效力又都很高的情况下才能实行。井田制的崩溃据研究是因为人口增长，基于家庭而分配的彻田的比例不断提高（相对应的是基于八家一井而给授的助田），最终成为家庭私产。秦孝公的改革只是顺水推舟而已。均田制到唐中叶逐渐败坏，一来因为人地比例上升使政府无地可授，二来安史之乱之后豪户明目张胆把公地占为私有，出现了所谓的庄田。杨炎推行两税法，事实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新中国成立后一度成立完全公地制度的人民公社，改革开放后又按劳力状况承包给家庭经营。但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农业面临的问题不再是劳力过剩需要有限耕地去吸纳，而是大量青壮劳力从土地上出走，而面临劳动力短缺。这对于我们目前的土地制度是个巨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