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剑峰 　　厦门大学不动产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香港财经文摘杂志高级记者

　　去年，我在北京接触到了一些韩国地产商的融资中介，他们一直努力要将中国资本引入韩国楼市。从今年夏天起，中国有了严格约束外资的规定，以防止大量热钱肆意入市。更早时，中国已经着手整顿楼市投机、炒作行为，决意将其中的一些资本驱出。韩国同仁从中看到了资本路径转移的可能。

　　韩国对境外资本没有过多设限，外国人不仅可以到那里去买房置业，甚至还可以投资购买土地等不动产。也因为韩国市场近十年间吸纳了过多的热钱，导致一些城市可供用地越来越少，地价出现历史新高。昂贵的高档物业大量出现和被复制。

　　虽然青瓦台很早就着手调控市场，但几乎没有什么收效。原因在于主导调控政策的官员无所作为，甚至成为市场的既得利益者和投机势力的一份子。总管房地产政策的官员一边私自贷款购房，一边公开声称“我不是房地产专家”。政府失信于民，执政形象大受损害。

　　这段时间，国人一直在呼吁政府应该让那些在调控楼市时无所作为的官员引咎辞职，这种呼声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行政处分放大了政府的强力作为和官员的不自觉这两者的差异。行政处分的施予方和被施予方往往表现为自上而下的打击关系，只有通过打击才能完成。也就是说，政府的追究若不强硬到底，不负责任的官员就可以不主动领罚，甚至明知故犯、知错不改，哪怕面对汹汹舆情，也会安之若素。

　　如此一来，调控政策便冒有极大的反弹风险，由于官员通常会通过嫁接行政手段的方式将个人行为摇身一变为政府的公共治理举措，不通过问责机制几乎难以破除这种权力壁垒。我们很难看到那些没有建设保障住房、鼓吹楼市繁荣的官员被确立为行政处分的“打击对象”。

　　就此而言，我们或许需要重新定义行政处分的适用范围和界限，非法大面积批占土地应该给予行政处分，小面积的批占同样要整饬，因为性质同样恶劣。尤其对于牵扯到社会和经济稳定的高楼价问题，在官员不作为、假作为时，行政处分必须适时启用。

　　随着问责机制的确立和完善，行政处分在经济建设领域将会被广泛采行。但我们还要看到，完全通过行政处分难以达到理想预期，只要自上而下的打击关系局限在某些点上且是偶尔进行，不作为官员就有侥幸免责的机会和空间。而引咎辞职未必是“体恤老百姓的情绪”的体现，但这种模式无疑更能使人体会民意先行的重要性，更能强化官员的民意认同感，同时也能提升官员的执政品行。

　　如果一座城市里近三分之二的公众都认为楼价过高、收入比不合理，为了免除失信风险，主导这方面事务的官员就应该为此担责，在没有受到行政处分时就引咎辞职，或被劝退。这样，一方面可以显示官员自身的觉悟素养；另一方面也彰显了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有助于增强政府科学决策、民主治理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