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黄建东 北京光华管理研修中心 培训总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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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很早就为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做顾问。上世纪五十年代，尽管老斯隆当时已经年过七旬，但是他还在管理公司。那时，公司高层基本形成了“听不到不同意见不做决策” 的决策理念。因此，在每次开会时，大家彼此激辩已经成了习惯。有一次，德鲁克出席公司管理层会议，一位管理者提出了一项建议，听上去非常好，给人印象深刻。但是这一次，与会者，包括老斯隆先生在内，都没有提出反对意见。老斯隆绕着圆桌逐个问道，你觉得这件事有什么不对吗？大家都说没什么不对。这时，老斯隆说，我也认为没有什么不对，因此我建议延后一个月再讨论那项建议，让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重新考虑一下。一个月后，这个建议被否决了。 在讲完这段经历后，德鲁克说：“决策并不是个人喜好的竞赛。好的决策并不是在喝彩中决定的。它是由正确的认知而决定。要正确的认知，你就需要有异议。需要给自己一个仔细思考的机会。”这里德鲁克明确提出了“异议”，或者“不同意见”在决策中的作用。
不妨回顾一下中国的决策。比如，在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决策中，不同意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反对派”对三峡工程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三峡工程20世纪50年代提出来时，“反对派”的意见曾一度占上风。确实，当时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没有到非要修建一个几千万千瓦的水电站的程度。在1958年的南宁会议上，对三峡大坝是“快上”还是“缓上”两种意见还激烈辩论。
后来，国家的经济实力增强了，科学技术水平提高了，国家对电的需求量大了，三峡工程的“反对派”仍然举出了一大堆反对的理由：大坝修建后会不会引发地震？发生战争时如果敌人炸掉大坝会不会造成灾难性的损失？泥沙沉积问题怎么解决？生态环境的影响有多大？技术上有没有能力？财力是不是达到了马上修建大坝的程度？有没有能力制造这么大的发电机组，等等等等。
对这些反对意见，1986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三峡工程重新论证。全国有关单位412位专家学者历时2年零8个月，在对三峡工程地质、地震、枢纽建筑物、水文、防洪、泥沙、航运、电力系统、机电设备、移民、生态环境、综合规划与水位、施工、投资估算和综合经济评价等14个方面全面审查、重新论证。
倘若没有这些质疑，工程说不定就考虑不了这么周全。
应该承认，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决策者不听取不同意见而形成的历史悲剧也并不罕见。“长官意识”、“唯我独尊”的意识在决策者中的影响是巨大而且久远的。
最近，有关部门公布了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的收费标准，让决策者始料未及的是，标准出台后，引起多方质疑和反对。在标准公布前的9月份，南京市歌舞厅协会就向社会公开表示，制定的收费标准太高，让他们无法承受。而北京、上海、江苏等地的卡拉OK企业也纷纷对此标准提出异议。广州文化娱乐业协会在11月20日公开发表声明：该协会会员不接受该标准，不向中国音像协会支付卡拉OK版权使用费。此举也得到了长沙市相关协会的理解和支持。
我们且不管这里面的是是非非。单从决策的角度来看，一个决策能够引起执行者的公开质疑甚至公开说“不”，产生这个决策的方法也就值得研究了。也许我们会问，为什么决策者在公布标准前不好好听一下“反对派”的意见呢？“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听听不同意见，把问题考虑得更周到一些有什么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