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捷

　　自从贝克尔发展出“经济学帝国主义”，经济学家的触手已经延伸到很多领域。用经济学来研究宪政、法律、宗教、民族问题、女性问题都早就不稀奇，最近几年比较热门的交叉学科据说是“新经济地理学”。

　　它之所以热门，是因为有几个鼎鼎有名的人物都在支持。其中带头的是被誉为天才的保罗·克鲁格曼，他很早就拿过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克拉克奖，这些年来一直是诺贝尔奖的有力竞争者。可他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却 转向“新经济地理学”，长期为各大媒体撰写专栏评论，总是趁机向人们鼓吹，现在要深入理解国际贸易，就得回过头去学习地理学。

　　还有一个关键人物是布莱恩·阿瑟，他是用复杂性理论研究经济学的第一人。前些年有本名为《复杂》的传记文学在国内红极一时，叙述的便是阿瑟的真实经历。阿瑟意识到现实经济生活中广泛存在的“报酬递增”，而且，可以运用到很多地方。

　　我们如果把一家工厂孤零零设在荒原上，随着工厂做大，再怎么努力也逃脱不了“规模报酬递减”的命运。可若是把工厂设在大城市里，情况就大不相同。城市规模越大，工业基础一般就越健全。无论新建工厂在原料供给上有什么要求，在生产工艺上有什么讲究，往往都可以在城市这样狭小空间内部获得满足。工厂越是扩张，城市越是发展，劳动生产率就越是提高，收益也随之提高，实现了报酬递增。

　　克鲁格曼对这套思想极为着迷，觉得这才算是把握住现代国际贸易的核心。

　　可是这套“新经济地理学”遭到了地理学者的一致反对。大家觉得，克鲁格曼所玩的这套跟上世纪60年代地理学者就已实践过的“空间科学”如出一辙，设定的前提、论证的思路也都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只不过克鲁格曼的工作比地理学者更精确、更仔细。但真的用起来，越是精细的工作越是容易看出与现实相悖。地理学者普遍认同这个事实，计量地理模型已被抛弃，克鲁格曼没有推进什么新的进展，倒是在往后退。

　　其实经济学家一直有研究地理问题的传统，比较早的工作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早期，德国经济学家屠能写过一本名著《独立国》，详细讨论了“区位”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而19世纪后半叶的大城市兴起促使城市研究成为经济地理学的核心问题。城市化的进程和工业化的进程是并行的，马克思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城市的空间秩序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秩序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马克思没来得及发展出城市理论。倒是有一批学者，主要通过实地考察，熟知了大城市的每个角落，这样慢慢地归纳出一些不那么系统、精确的城市经济学理论来。

　　20世纪以前的美国并没有贡献出什么大经济学家，但最早的城市经济学研究却是在美国兴起的。霍华德、盖迪斯和芒福德这三代学者，算得上是这个方向上的开创者。他们本身对城市功能有着深刻的认识，对现有城市规划又有强烈不满，而且还对个人的理性充满极大自信，故而都提出一整套最优化建设城市，利用空间的方案。

　　从20世纪初开始，摩天大楼一幢挨着一幢在美国大城市里拔地而起。原先空旷的平地很快被各种建筑所填满。可是，大城市固有的城市病也纷纷暴露出来，很多都是霍华德和盖迪斯所没有考虑到的。现实呼唤一种全新的、有效的城市地理经济学。

　　1961年，年轻的简·雅各布斯在全面调查和采集材料的基础上整理出版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造成极大轰动。实践表明，没有一个规划师能比“看不见的手”更好地协调城市功能。

　　不仅是城市规划和建筑专业人士，还包括文化研究、政治学、社会学的大批学者都赞佩雅各布斯敏锐的观察分析。也有一部分非主流的经济学家赞同雅各布斯的研究方法，认为这才是继承传统的经济地理学，虽然用起来不那么“精确”。上世纪80年代以后，雅各布斯就一直在大学里教授经济地理学。从她的课程计划来看，似乎从未叫学生做什么数理模型，只会要求他们实地考察，然后自己设计一套城市规划方案。

　　今年上半年，雅各布斯不幸去世。全球各大媒体都隆重地推出纪念文章，我们这里也再版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卖得极好。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学”专著通常就放在它旁边，却无人问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