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贤方 　　美国理工大学(NYIT)商学院副教授、终身教授，负责学校的中国MBA项目，兼任中美一些大公司顾问

　　《纽约时报》前不久刊登了一篇名为“这决不会是为了爱”（This Can’t Be Love）的文章，介绍生物学的发展趋势，试图解释一种自然现象：为什么有些动物，如螳螂、蜘蛛、蠓等，交配完毕后，雌性昆虫就会把雄性吃了。据生物学家解释，这体现了动物延续后代的本能，因为雌性在繁殖后代时，需要消耗大量的体能，吃了自己的配偶，也就获得了完成这一艰辛任务所须的营养，从而增加了繁衍成功的机会。可是，雄性如此行为，到底是无恨无悔、甘愿为传种接代而壮烈献身呢，还是色胆包天，为欲而死？那就是最新研究试图要解答的疑惑……

　　此类讨论是以生物学的重要假设为前提的：生物行为皆受支配于其最根本的本能———使种族得以保存和繁衍，而这又是物种进化的结果。自然界曾有数量巨大的物种存在，但后来大多数都灭绝，只有很小部分得以延续和发展。为什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多数物种都会大量地繁殖后代，但只有其中的小部分存活了下来，而那些能存活的，是因为它们由遗传而继承了先祖通过后天调整所获得的优势特征。这是达尔文学说的基本要点。

　　今天，西方学者也以此观念来解释人类社会的某些现象、人类延续至今的某些行为，认为这是古人类生存本能的遗传。

　　人类最后脱离了动物界，不仅能以自身调整来适应环境，也通过对环境的改造，提高了自己的生存能力。他们为了征服自然，创造了工具，也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从根本上说，文化是人类生存的经历总结和经验累积。由于各个人类族群的居住环境差别极大，所创造的工具迥然各异，所形成的文化五彩缤纷。在越是恶劣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文化，也就更能体现物种生存本能。

　　很多民族的文化习惯、社会行为、价值观，若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看，会难以理解，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又有其合理性。假如了解中华民族生存的客观历史，就比较能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特征了。中国自然环境之恶劣，中华民族历史上所经受灾难之深重，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大部分区域的土地，水文、气候都极为不利，自然资源紧缺，历史上多次地出现洪水、干旱、瘟疫、饥荒、战争等社会性动乱，导致人口锐减。史书上有十四次人口死亡过半的记载。这一严酷性也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造就了中华民族的坚韧性格，如节俭、勤劳和巨大的痛苦忍耐力，也形成了强调种类延续本能的传统观念，如“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

　　在如此环境下产生的中国文化，就不像西方那样地鼓励积极思维，而是提倡忧患意识，是“死于安乐，生于忧患”；也不像西方文化那样推崇个人，强调个人权利，而是着眼群体意识，家庭、家族和民族的整体利益，社稷为重，是对“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的颂扬。

　　因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不是西方观念的公平和公正，而是群体利益高于一切。是因为历史上生存环境的严峻，才会有文化中突出的群体特征。正是因为家族延续在中国人观念中之重要，才有满门抄斩这一残酷惩罚。传统文化中的残忍性，归根结底不过是环境严酷性的体现。

　　在今天全球化的趋势中，文化也在走向世界大同。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是科技力量，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处于科技的领先地位，全球化也就表现为西方文化对世界的影响。这一影响蕴含在电影、电视剧、音乐等的欣赏中，是通过政治学、经济学等知识的传播，潜移默化地在改变人们的价值观，不知不觉中，世界接受了以西方价值为基准的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

　　这种文化大同的趋势，推动各民族的沟通和世界的稳定。但是，若想把某文化价值观一概而论地强加于差异化的世界，那就不免是唯我独尊的霸气了。

　　几年前我参加美国管理学会的某个年会，一位新当选的主席在就职演说时，突然谈到在中国、印度等国家中广泛存在的童工问题，并提出谴责。当时，我就很反感，会后与另一印度籍的教授当面去提抗议。我认为，在这样的会议中提出这一有争议性的社会话题是不恰当的。那印度教授就更直白，她说这是个很难有统一答案的道德问题。那些贫穷国家小孩，到底是使他们处于饥饿状态更人道呢，还是有一份工作，从而能有饭吃才更为人道？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在西方也是倍受争议的，其所反映的也是文化价值观的差别，是源于各国不同的客观环境和历史经历。西方国家其实混淆了一个本是很简单的道理：在社会面临着人口过剩的危机时，到底什么是真正的人道主义？当我们必须作出二择一的决定时，到底哪一种方式更为人道：是把胚胎在尚未形成生命前就从母体内拿掉呢，还是像古代那样让人口自由繁殖，再以大自然的法则，通过战争、疾病、饥荒，以在人口与资源间重建起平衡？

　　我真心希望，随着中国在当今世界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国人也应该随之增添充分表达自己信念的自信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