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宇峰 　　浙江工商大学 　　经济学院副教授 　　日本早稻田大学 　　21COE-GLOPE 　　研究中心国际研究员 　　经济学博士

　　当然，这些良好的表现也适用于中国的价格控制改革：中国政府逐渐减少了进口关税，从2001年的15.6%降至2005年的9.7%，这已达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最低水平；取消了绝大多数农业补贴和出口退税；正努力建立一个与国家油价市场挂钩的国内成品油定价机制……尽管这些与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机制相比，还有相当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对于这个已有30年计划经济历史，而且还拥有13亿巨大人口压力的中国来说，这已是一种相当大的社会进步。正如拉米所说，“考虑到中国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国家，中国政府高层的决策推广到基层需要时间，因此要中国百分之百地完全兑现承诺也不现实”。实际上，对于正在发生巨大转型的中国来说，改革的动力还不仅仅在于中央政府的决策，而且关键还在地方政府的执行力以及民众的意识转变问题。很显然，而今遇到的很多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

　　与之相反的是，欧盟贸易专员曼德尔森则认为，“中国在电信业、银行业、建筑业等市场的开放上不如人意……5年过渡期即将结束，必须充分执行承诺”，“中国的某些政府补贴、优惠贷款、免费土地等其他补贴形式不符合WTO的相关规则”。

　　操之过急的自由贸易主义者把中国带入不是繁荣的社会发展，而是重回历史的长期混乱状态。要知道，西欧花了几百年的历史才建立一套相对比较成熟的市场机制，而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才刚刚推进了短短的20多年。我并不认为，中国能在短期内快速完成相关的改革步伐，建立一套完整的市场经济制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993年）道格拉斯·诺斯在他的新作《理解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再提醒，建立一套规范的、正式的制度安排是相对比较容易的，但要建立真正有效的制度却是非常困难，因为与之相配套的非正式制度变化总是非常缓慢的。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就是最好的例证。

　　俄罗斯在相当短的时间建立了一套与西方社会相同的宪政与市场制度，但实际上却走向了一个坏的资本主义制度。地方政府与那些工业寡头们勾结，从中央政府谋求更多、更好的政策或者资金。这是一个典型的市场失控情形下经济发展，导致的不是社会的繁荣，而是致命的发展硬伤。

　　必须看到，发达国家要求中国进行价格控制改革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全面打开中国市场，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并没有考虑中国改革的实情。如今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收获阶段，需要的是更多实质性的社会利益。因此，如果过分苛求中国让步，结果可能很糟。比如，在中国还没有具备一定竞争力的情况下，完全开放电信业、银行业等，必然会遭到政府和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要知道，完全开放的市场并不存在，无非各自的保护方式有所不同而已。曼德尔森抨击道，“中国给电信运营商发放了16000个许可证，但欧洲企业只拿到了5个”。但需要反问的是，在欧洲如此众多的电信运营许可证中，中国又有几个呢？孤军奋战的华为不是正因始终无法进入欧洲电信的高端市场而面临公司转型的困扰吗？

　　当然，我们需要用一种更加务实的、从国情实际出发的双赢眼光来看待改革发展。实际上，中国现在担心的恰恰不是价格控制问题，更多的还是价格控制放开之后垄断利益集团利用定价上的一些政策漏洞，建立了一种盘剥的定价制度，比如高得吓人的房地产价格、银行卡的年费以及跨行收费政策、卡拉OK的版权费问题，还有最近邮政资费的上升等等。

　　因此，如果说需要改进的、或者说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可能还有赖于更加稳健地推进政治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以求建立一套完善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一旦政治行政管理体制理顺，市场的很多问题便迎刃而解了。当然，在这期间，法治制度的完善得加快步伐，比如建立价格听证会制度、反垄断法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