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监会监管一部副主任邓智毅 　　本报记者 史丽 摄 　　银监会监管三部副主任段继宁     　　本报记者 史丽 摄

　　□本报记者 苗燕

　　2006年12月11日，中国银行业又将在这一天写下浓重的一笔。今天起，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从事人民币业务的地域和客户限制将全部取消，中国入世承诺的金融业全面开放已经到来。面对外资银行的大举进入，对中资银行来说，面临的是战争的硝烟还是磨合后的共赢？

　　作为监管层的代表，银监会银行监管一部副主任邓智毅、银行监管三部副主任段继宁日前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竞争合作并存的双赢格局

　　上海证券报：全面开放是否意味着外资银行的长驱直入？您认为这种开放会对中资银行产生多大的冲击？

　　段继宁：我认为全面开放对中资银行目前来讲不会有很大程度的冲击。首先，我们的开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不是突然一下就开放。过去5年来，不少中资银行已经感到了竞争的压力，并且明显提高了改革步伐。

　　大家现在看到的竞争方面比较多。但除了竞争，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还进行了很多的合作，包括业务、股权等方面的合作。这对于刚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起步的商业银行来说是非常有好处的。因为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大多数都是百年老店，有着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

　　另一方面，竞争是肯定会增加的。但是这种竞争带来的影响也是比较积极的，会对中资银行的改革起到促进作用。给我们的银行动力，让他们尽快提高自己。

　　邓智毅：其实从外资银行进入中国之后，这种竞争和合作的关系就已经开始并存了。因为这两类机构有天然的互补性。外资银行需要中资银行的全国网络和人民币的资源，中资银行也需要外资银行在海外的网络和外汇的资源。所以这种资源的互补性，最终决定它们的合作会大于竞争。

　　金融业对外开放将双向进行

　　上海证券报：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同时，是不是应该加快中资银行“走出去”的步伐？您认为目前中资银行“走出去”还有哪些障碍？

　　段继宁：没错，开放应该是双向的。既要向外资开放，又要“走出去”。之所以现在外资进来的多，我们出去的少是有原因的。

　　首先我们的企业“走出去”还需要一个过程。银行追随客户，很多外资银行是追随他们的客户来到了中国。所以当我们的企业越来越多“走出去”的时候，很自然就会带动我们的银行来跟随他们。而我们的企业“走出去”刚刚起步。

　　第二个原因，我们加入WTO之前，没有机制让我们行使对等的权力，不能要求别人。但是加入WTO之后，我们已经有了这个权力。

　　邓智毅：应该说过去国有银行有自己的硬伤，巨额不良资产没有消化、公司治理没有改善、资本充足率是负数……这样的话，人家就有很多理由可以拒绝你。这两年改制以后，资产剥离、注资……整个国有银行的形象有一个很大的改观。

　　从现在外资都争先恐后来入股看，说明他们对于中国银行业信心的增强。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国有银行“走出去”的底气更足了，腰板更硬了。

　　段继宁：为了让中资银行“走出去”，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WTO每年都会审议成员国贸易政策，在审议到跟我们有利益的地区时，我们都会提出我们的要求。另外，在WTO多边的谈判中，我们也提出要价，要求取消哪些限制，为我们中资银行“走出去”创造更好的条件。

　　国有商业银行求“神似”尚存一定差距

　　上海证券报：唐双宁副主席曾经用“形似”和“神似”比喻国有银行改革，您认为国有商业银行要达到“神似”，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加以努力？

　　邓智毅：唐副主席的比喻很形象。这两年我们集中国家的财力，把国有商业银行中的工、中、建、交等四家进行了股份制改革。并不是说改制上市就意味着改革已经完成了，确实还要把内部的体制机制转化作为一个重点，特别是上下联动问题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目前来说总行的公司治理框架都已经有了，但是跟国外的银行全方位比起来，还存在一定差距。总的来说还是要苦练内功，主要是通过公司治理改革来实现。银监会专门发布了公司治理改革指引，包括“大十条”和“小十条”的改革内容，这是公司治理全面改革的纲要，是在刘明康主席亲自指导下，借鉴国际先进银行经验，总结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实践提炼出来的，目的就是让这些银行通过国家注资、财务重组方式所获得的发展能力可持续，通过标本兼治，由“形似”达到“神似”。

　　当然，大的改革策略和方向上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银监会的银行改革重点是“抓两头、促中间”，一头是国有的大型商业银行，因为它们占了份额的50%－60％以上。另一头是农村信用社，因为它规模也比较大，多达几万家机构。促中间就是中小商业银行的改革。

　　竞争重心或向金融欠发达地区延伸

　　取消地域限制，中外资银行加快争夺区域市场份额

　　□本报记者 苗燕

　　上海证券报：您认为未来外资银行主要在哪些领域会与中资银行形成比较激烈的竞争？

　　段继宁：转为法人银行之后，他们肯定会从事全面的人民币业务。所以我觉得可能未来与中资银行的竞争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个是地域的竞争，以前人民币业务只能圈定在25个城市，地域限制没有了之后，会在更多的地域出现竞争。

　　第二是对客户的竞争。可能对低端和高端客户都会有，但是高端的可能会多一些。因为从外资的特点来讲，他的网点有限，不可能是做所有人的，就算我们不设100万的门槛他们自己也会设一个门槛。

　　再就是会有产品的竞争。虽然外资银行的产品非常丰富，但是因为我们的开放是逐步的，还有些产品我们不能做，所以在中国市场可以从事的产品都是差不多相同的。所以可能在服务上还要拼一下。另外还会有一些人才方面的竞争。

　　至于零售还是中间业务，我觉得没有明显的区别，我觉得都会有的。

　　上海证券报：您觉得会不会向金融欠发达地区延伸？

　　邓智毅：中外资银行对中间业务和高端客户的争夺将越来越激烈，特别是在东部地区和金融客户云集的沿海城市。进入的结果会使中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发生一些变化。这种变化的同时，中外资银行的对象，可能会从高端向中低端延伸。

　　中外资银行竞争的焦点还是在人民币业务方面，人民币业务会成为外资银行在中国的一个业务增长点。这个过程中，也会逐步开设一些零售业务部，来开展个人的零售业务。

　　段继宁：我们下一步也是鼓励外资机构到中西部、东北等等这些地区相对金融落后的地区。从导向上讲，我们有一些优惠的政策，引导他们向这些地区延伸。

　　优惠政策包括：优先审批，按正常是要排队处理的，但是如果在上述地区的话，可以插队。目的就是要加快速度。

　　对人民币业务申请方面，我们有几个条件，开业三年，连续两年盈利、审慎性条件。在考察连续两年盈利的话，如果是一般情况下，要考核这间分行连续两年盈利，但是如果在中西部的话，我们是把所有的在华分行并表考核。因为在这些地区，头两年就达到盈利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条件上有所优惠。这对外资银行来说就非常容易达到。

　　上海证券报：这些政策是否已经产生了效果？

　　段继宁：这些政策还是比较有效果的。我们曾经专门组织一些外资行去东北、中部和西部。他们去了之后，认为很有商机。并且这两年，外资在东部和中西部设立机构的速度明显加快。政策导向的效果很好。

　　邓智毅：我觉得外资银行还是比较理性的，会按照成本收益的原则合理布局。最发达地区的资金总量是一定的，所以发达地区的密集竞争，会使得它的综合收益率降低。而欠发达地区金融的需求与供给，都与发达地区相比有一个明显的反差，反而能够体现他的优势，存在一些商机。再加上相关优惠政策，成本会比较低，综合收益率反而不低。

　　所以我觉得只要政策到位，外资银行还是会按照政策导向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