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开始修正航道，试图朝着更文明、更健康的方向前行时，保持开放心态，检视既往成果，增强忧患意识也是必要的。我们的新路才刚刚开始，影响我们未来核心竞争力的深层次问题，需要花更多的精力和智慧来解决。

　　□邹民生

　　今天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五周年的纪念日。这些日子，大部分财经媒体都在乐呵呵地评点入世五年来的好处。这没错。因为入世五年中国市场的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但这五年真的就没有大隐忧吗？ 并非如此，在中国经济增长由“快”领先向“好”领先转化的过程中，至少，有三大隐忧已经浮出水面。分别是，法律与知识产权方面的隐忧；人才和人力资本方面的隐忧；商业伦理和文化方面的隐忧。　　

　　在分析深层次忧患时，我们还是有理由先来看看我们得到了什么。大家可能感受最深的是，入世前的几大担心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比如，农产品问题、汽车问题、纺织品问题等等，曾经是五年前方方面面非常担心的领域，也是媒体聚焦的热点。但是五年过去了，除了市场产品更丰富外，并没有看到在农产品、汽车、纺织品问题上受到多大冲击。相反，以汽车工业为例，倒是激发了竞争意识，在这两年中有了快速发展。

　　因此，可以说，在产品方面，我们还没有感受到特别难以承受的威胁。但是，在比产品更重要、更有支配性，也更有商业价值的领域，情况又怎样呢？比如，在有关WTO的法律、规则和产品与服务的知识产权方面，我们处于怎样的一种处境？

　　首先，对于游戏规则，我们了解多少？特别是有着切身利害关系的企业了解多少？其次，我们能表达自己的意愿吗？能表达多少？并能把我们的意愿和利益体现在游戏规则中吗？在定价权问题上，我们只听到强者的话语，听不到自己的话语。在知识产权方面上，中国的许多产品，特别是有着丰富文化基因与商业价值的传统产品，被别人改头换面注册使用。诸如此类。因此，可以说入世五年来我们面临的第一大隐忧，是来自于制度层面而不是产品层面的威胁。　　

　　与制度直接相关的第二大威胁是人才和人力资本方面的隐忧。入世以来，我们看到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源源不断地流出国门。这些廉价商品中，凝聚着中国的廉价资源与劳动力，甚至凝聚着从自然环境到人文环境受损的记录。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外国资本与技术以股权和产权等方式的强势介入。　

　　如果说，这只是物质层面有隐忧的东西，那么透过物质层面，我们发现，我们提供的是工资报酬极端低廉、只能维持简单生理需要的低端劳动力，而别人以资本和技术为服务内容的，则是有高报酬能够保证其知识、创意、闲暇的高端劳动力。这种人才和劳动力结构，不仅使我们处于产业的中后端，甚至当我们的权益受到明显损害时，居然很难找到合适的人来为我们维护权益。这是最悲哀的事。因此，如果今天不看到这个隐忧，我们就只能永远做发达世界的打工者。　　

　　比人才结构与人力资本威胁更让人担心的是，商业伦理与文化方面的隐忧。这几年，我们时常看到中国商人因竞争引起一些国家和地区同行的愤恨，从而导致诸如打砸商铺、焚烧货柜一类的案件。当大批中国商品与商人走出国门、闯荡世界的时候，偶尔发生一些此类事件是难以避免的。这对其他国家也是一样。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商人究竟应该如何遵守、利用WTO规则，如何调整自己的商业理念、商业习惯，而在WTO规则中又有多少商业伦理兼顾了东方文化？东方文化又该以怎样的方式影响当代商业伦理？　　

　　除此之外，当我们看到走出国门的中国商品和商人与所在地区有一个和谐共处的问题时，我们是否也注意到了外来商业文化对我们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否全都是我们所要的？是否与我们的文明完全融合？我们的商业形态甚至生活形态，是否也需要对外来者做一些选择性的对接？凡此种种，当一个民族失去个性的时候，他的创造力和生命力也就成问题了。更何况我们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与多元文化基因的多民族国家。　　

　　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五周年之际，对入世得失做一番盘点是必要的。而在中国经济开始修正航道，试图朝着更文明、更健康的方向前行时，保持开放心态，检视既往成果，增强忧患意识也是必要的。毕竟我们的新路才刚刚开始，更何况摆在我们面前的三大隐忧也是很现实与棘手的难题。这些影响我们未来核心竞争力的深层次问题，需要花更多的精力和智慧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