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力

　　据昨天的《新京报》报道，武汉市从去年11月就开始进行规范公款接待的试点改革，今年10月12日，又在全市统一推行公款接待公示制度，要求公款用餐中涉及到的费用，必须在单位内部公开，成为规范党政机关公务接待的先行者。

　　公开是最好的监督。在芬兰，曾有中央银行行长级别的高官，在公务接待中一不小心上了一道鹅肝，传媒上网查阅菜单后曝了光，行长为了这道鹅肝而下台。对比之下不难看出，武汉推行的公示制度 ，尽管是“先行者”，但仅限于内部公开，并不对外公开，这本身就在效果上打了折扣。因为内部公开是自己监督自己，分寸、尺度等等完全由自己掌握，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其监督的效果只能取决于有关部门自己的决心，公众依然无法参与监督。

　　这与芬兰的监督有很大不同。芬兰的公开是彻底对外公开，只要是公款请客，上至总理下至普通科员，一起吃饭的有些什么人，点了什么菜，花了多少钱，都要完完整整地在网上开列清单，公众随时可查，一览无余。而且，对于公款吃请，相关规定具体到了菜的种类，如果官员不小心吃了他不该吃的，很容易被公众查出来，遭到质疑和批评，并可能因此葬送自己的政治前途。

　　实际上，莫说仅对内公示，即便对外公示，就目前环境而言，也很难对抑制公款吃请起到实质性效果。原因很简单，我国除了预算资金，还存在着大量的预算外、制度外资金，存在着为数庞大的“小金库”。据估算，当前整个政府财力中，预算内、预算外、制度外资金大约各占三分之一。倘若吃请用的是这部分资金，他们就可以轻松地躲过公示制度的限制。而在芬兰，政府的一切开支都要经过预算，得到议会批准，只要花公款，就必要留下账目，在这种情况下推行公示制度，自然能取得良好效果。芬兰连续多年在全球廉洁排名中名列第一，就与此有关。

　　因此，公示制度要想取得效果，必须有一个重要前提，即政府开支必须统一纳入预算，否则，只要政府掌握着庞大的预算外、制度外资金，公款吃请就难以遏制，因为这部分资金游离于监督之外，其花销常常不留痕迹。近年来，我们在一些监督制度建设方面，过于追求形式上的创新，而在制度上下功夫不足，许多措施看起来形式主义色彩浓厚，难以取得实际效果。

　　当然，尽管如此，武汉市率先实行公示制度的积极作用仍然是值得肯定的，至少，他们作出了一种愿意接受监督的姿态，有了这种姿态，强化监督———将监督从自我监督向社会监督过渡，才有了可能性。随着预算制度的完善，公款吃请公示制度也将逐渐发挥出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