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飞昊

　　两个半月前，被认为是“中国通”的亨利·保尔森首次以美国财长身份访华，人民币兑美元应声冲破7.9。昨天，保尔森连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共同带领一个高规格代表团在北京开启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又立马登上7.8197新高。

　　然而，这次所谓的“保尔森效应”已不仅仅体现在汇率上了。保尔森行前一再跟美国企业打招呼，希望大家不要对他的具体成果抱太高期望，说白了就是不要对人民币升值持过 高预期。而本次高级别对话探讨的三个议题，“保持可持续增长而不出现巨大贸易不平衡，继续向贸易、竞争和投资领域开放市场，提高能源安全及改善环境”，则透露了更深层的信息。

　　归根结底，外汇储备膨胀的重要原因，还是国内高储蓄与国人投资工具和渠道的严重缺乏。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这样一个判断：富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形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货币改革不能代替经济结构的改革。

　　中国居民家庭财富水平不高，经过这么多年的高储蓄，仍低于GDP的两倍。如何“藏富于民”，让人民分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让医疗、教育、养老等保障制度能惠及更广泛的群体，让中国经济发展格局与其国际地位相匹配，进而在国际经济博弈中能获得与其地位相当的话语权，是国人对中国经济结构改革的最大企盼。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与美方的对话者有了交集的地方。

　　就中国经济的外部影响来说，对话双方的关切也有交集之处。中国经济总量目前已居世界第四，“中国制造”、“中国价格”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可以说无所不在。但中国外贸依存度高达70％，相比美国、日本20％至30％的外贸依存度，中国经济面临的潜在风险和外部冲击都很大，一旦美国经济衰退，中国经济难免陷入困境。所以，中美两个经济体之间如何互动是个影响全局的大问题。

　　恰如摩根斯丹利的斯蒂芬·罗奇所言，可能对中国增长造成障碍的唯一因素来自外部冲击，“以美国为主的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或华盛顿基于政治理由爆发的保护主义，都将是最大的风险。”对于尚未直接经受过金融危机洗礼的中国而言，对此保持高度的警觉，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