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晖     　　中银国际证券金融分析师 　　现居天津

　　有些事儿往深里想想，很有意思。如果一定要示众的话，妓与嫖的罪过是不是最严重的？与贪污受贿、杀人越货、贩卖人口、贩毒、贩军火、印假钞，和甚嚣尘上的黑社会相比，无论是社会危害还是犯罪的严重性，是不是有比妓与嫖更严重的罪过呢？何以，一选示众状元，便赫然当选？

　　说句玩笑话，妓也是犯罪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妓在违法的同时，也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群体，如老舍的《月牙儿》、托尔斯泰的《复活》，写得都很清楚。妓被蔑称为“鸡”，而奚落书生就是“手无缚鸡之力”。妓之所以是弱势群体，一方面是由于背景、体能、性别的自身弱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处于道德上的洼地。比如，杀人越货者上刑场，还能够喊一嗓子“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然后看客们轰然一声“好”！妓能喊什么呢？

　　再往深里说，这次的示众者又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抓捕的地方，不在市中心，远离CBD，相关的嫖客大约也没什么背景，说白了，赛金花、小凤仙、《日出》里的陈白露，都不会被公审的，被公审的只能是《骆驼祥子》里的小福子、《日出》里的翠喜，公审的行为即使以法治的名义，其公正性仍然掺了水。

　　偏偏对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当地的专政力量显示出神兵天降、雷霆万钧的魄力与威力，撇开是否违法不谈，妓与嫖的犯罪有一个特征，那就是涉及个人的隐私，把这种隐私暴晒在太阳底下，这又出于什么样的心理？

　　就社会而言，面对公权，私权本身就处于弱势，如果社会不对公权进行有效的约束，就可能形成公权对私权的暴力践踏，而私权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则谈不上公民的福祉与安宁。事实上，公权的无限延伸曾经给私权带来严重的侵害，封建社会对淫妇的骑木驴、脱去衣裳鞭挞，装入竹笼沉塘，既是惩罚又是示众，而看客也满足了心理上的快感；闯入家庭，对家庭里随便玩玩儿的小麻将，也要以赌博的罪名处罚；闯入住家，管人家两口子看黄色录像。这算什么呢？

　　法律如果过度闯入道德的范畴，那就是暴力。

　　记得有这样一句话，“看一个人的人品，要看他如何对待比他本人弱小的人”。同样，看一个社会的道德高度和文明素质，要看如何对待弱势群体。记得解放初期，北京关闭全城的妓院，对妓女进行教育、治疗、安置就业，甚至帮助她们组建家庭，让社会的最底层感受到什么是新社会，就体现了新社会的道德与文明形象。

　　对于我们来说，要知道的是，妓也是人，即使违法也有个人的尊严与权利。说透彻些，如果说高级场所的交际花是为了爱慕虚荣而赚钱，那么坐落在农户区的只能是为了养家糊口。法律该管不假，但要有个适当的管法，给人家留个脸面，留点尊严，留条活路。

　　公审的初衷决不会是为了羞臊谁，恐怕是为了杀一儆百，杀鸡吓猴，顺便搞一下形象工程，岂不知如此一来反而损害了执法者的形象。同样，城市联合执法以砸摊子毁东西来“管理”小商小贩的无照经营，说起来比《卖炭翁》里的“黄衣使者白衫儿”都不如，人家只是强买强卖，还知道“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呢。

　　公权要能够遵守法律，体现社会公正，尤其经得起天理人情的推敲。私权被滥用的公权所侵犯，也说明我们建立和谐社会、法治社会的必要和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