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兴维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改革开放迄今，一个现代中国已然屹立在人们面前：大连－天津－青岛－连云港－上海－宁波－厦门－深圳一线，即环渤海湾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俨然现代中国最伟岸的身形。而与此同时，在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藏、云南、贵州、广西及四川“三州”地区，中国广袤的西部地区，却可以说是现代中国光辉形象的不甚亮丽甚至多少有些黯淡的投影。

　　平心而论，由于多种因素的叠加，数千年来中国的少数民族和他们的聚居地区似乎总是和贫困、衰败、落后联系在一起；而新中国最伟大的任务之一，就是不遗余力地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但半个多世纪过去，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制订了那么多那么好的政策，从务实到务虚各路专家学者提交了那么多那么好的建言，从造福一方到富民升位各部门各级干部施行了那么多那么好的方案，从苦干到巧干各族群众下了那么大功夫尽了那么大努力……实际效果却始终差强人意，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贫困落后状况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治理”，并成为困扰中国整体的、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

　　不可否认，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涉及诸多方面的互动、协调、均衡和持续性。举凡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自我发展能力；对民族地区的投入机制，特别是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建设、完善，对特困群体和人口较少民族的扶持；推进“兴边富民”，推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教育、卫生、文化、科技事业；促进民族地区社会和谐、安定团结、长治久安，各民族间的相互学习交流，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风俗习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尝试制度创新、深化体制改革、配套相关法规和政策措施；民族地区人才资源尤其是少数民族人才资源的开发……都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

　　由此也可以断言，无论从哪个角度哪个方面看，推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都是一项艰苦、细致和长期的任务。完成这项任务，需要把方法和观点、理论和战略、制度和体制、整体与局部、政策和战术、法律和措施、思想和技术……方方面面“统筹”起来，追寻简洁高效可行的战略思路和对策措施。

　　比如“机遇”和“挑战”的问题：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如何辨识其历史机遇？或者说，这一机遇的主体何在？这一主体如何看待这一机遇？这一机遇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这一机遇的“历史”性如何？谁发出挑战？谁遭遇挑战？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如何辨识这一严峻挑战？或者说，这一挑战的客体何在？这一客体如何看待这一挑战？这一挑战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这一挑战的“严峻”性如何？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怎样？从什么基点出发去协调国家、地区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在发展政策、措施、办法等方面的不一致？由谁并如何去协调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外源性要素与内源性要素的关系？

　　在这里，民族地区的禀赋（自然区位功能）、少数民族的观念（伦理价值选择）和相关制度安排（行政经济体系）及其相互间的作用机理问题，都是决不能忽视的。具体而言，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自主选择与外部和上级支持的“协调”或“矛盾”的问题，资源开发中少数民族、民族地区与国家宏观战略的利益均衡问题，全面落实“民族区域自治”与全社会的安定“和谐”的关系问题，都是必须认真对待的。

　　更深刻也更简明的问题还有：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贫困落后的本质是什么？如果中国整体国力已挤进世界第四，为什么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还如此困难？这种困难还会持续多久？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到底是什么样的发展？人们该如何从国家管理的宏观战略角度探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并进而提出相应的战略管理对策？

　　归根究底，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趋势抑或规律，我们真的已认识了并把握了吗？

　　前几年经常在一些地方看到“牵出来，引出来，就是不能生下来”的标语口号，而这两年针对同一个问题的提法却转变成了“建立农村社会保障机制，解除计划生育后顾之忧。”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联系实际？农牧民朴实的话语，常常道出了最简单最直接的真理。基础设施和公共品的匮乏，乃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迄今最大也是最主要的发展软肋，切实做好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卫生饮水（包括上下水）方面的“雪中送炭”（其实这本身就是政府的职责），可能比招商引资、建厂办店、挖矿卖地等更具整体价值和长远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