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年洋 　　学术编辑 专栏作者 现居北京

　　12月11日中国银行业对外资全面开放，这是中国开放的又一个里程碑，同时也意味着中国银行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在新格局中，国内银行将很难向国企贷款倾斜了；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上周的讲话表明，停征了12年的国企红利要上缴国家了。看来，多年享受“容易钱”的国企，其“容易钱”历史将要终结。

　　国企曾经获得的“容易钱”有财政划拨、贴息贷款、低息贷款、利润留存等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些“容易钱”是国企的救命稻草，但随着市场化、国际化和国企改革进程，这些钱退出历史舞台势所必然。

　　1978年之前，国企的所有投资都来自财政划拨，就像现在政府部门的办公经费一样，不用考虑资金效率，只要完成一定的生产指标即可。1978年开始大多数企业实行利润留成，到1980年代初期，有6600家国有企业实行了利润留成。1984—1986年间推行“利改税”政策，将国企的大部分利润以企业所得税形式上缴国家财政。1987年实行企业承包制后，企业“包盈不包亏”。据统计，1987－1991年间，承包企业欠收总额达51亿元，19亿元由企业自补，剩下的32亿元成为财政亏空。1994年以后国家财税体制实行全面改革，降低国企所得税税率，企业依法纳税，理顺了国家与国企的利润分配关系。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企不再获得“容易钱”了。李荣融表示，由于国企在中国企业中的特殊地位，“国有企业曾几乎完全依赖于银行贷款，其中许多最后变成了坏账。”银行在没有实质的外在压力下，也愿意把钱贷给国企，这对于银行行长来说，是政治上正确的行为，永远不会有错。这样的做法，带来的是银行差不多3万亿元的不良贷款，这些不良贷款不能说全部由国企带来，也可能大部分由其带来。当然，由于那时的国企承担了很多社会职能，实际上是为国家和社会承担了不少成本。其中到底有多少是国企额外的负担，无法推算，一本糊涂账。但是有一笔账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当年那些国企职工养老保险欠账达上万亿元，实实在在都留给了今天的政府。

　　付出如此之多负担的国企，给国人带来了什么呢？据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在近期的一次讲话中透露，1998年国有和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数量是6.47万户，盈亏相抵实现利润只有525亿元；到2002年企业数量下降到4.11万户，利润上升到2633亿元。国资委成立后，中央企业经过三年来的合并重组，目前还有161家，2005年资产总额10.6万亿元，净资产4.7万亿元，所有者权益3.7万亿元，实现利润6277亿元。这个最新数据表明，中国国民半个世纪的努力，现在每人有权拥有的资产只有不到1万元！

　　中国国企与西方国家国企不一样，西方国企只做非营利性的公益事业，只要民间能够做的行业就交给民间去做。中国国企则是四面开花，分布在能源、交通、通信、基础原材料、军工、机械电子、建筑、科研设计、贸易等诸多领域。很多行业是垄断行业，获得的是垄断利润，比如电信、石油等。在垄断的条件下，国民享受低水平服务，付出高昂的价格。以中国移动和中国石化为例，中国移动双向收费，中国石化的油价只涨不落。它们获得的巨额垄断利润，与其说是它们努力的成绩，不如说是它们亏欠国民的结果。

　　在获利的渠道上，它们占尽了国民的好处，可是，它们赚到的利润竟然不上缴国家，或者只上很低的税率。如果它们需要追加投资，可以从国有银行中获得大量低息资金甚至是贴息贷款。收入是“容易钱”、投资是“容易钱”、利润更是“容易钱”。如此之多的“容易钱”渠道，我们看到的多数国企却是效率低下、服务劣质、创新缺乏，原因很简单，容易得到的东西不会珍惜。

　　但是市场化、国际化的中国环境，已经给国企留不下多少“容易钱”的渠道了。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已经有了巨大的成就，除了中国农业银行外，其他几大国有银行都已经引进了战略投资者，成功在香港或上海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将大为提高。在战略投资者和众多市场股东的压力下，中国银行业的贷款规则将不再跟以前一样了，政策性贷款和向国企贷款倾斜的做法将逐步消失，代之以盈利原则和安全原则。加上现在面临外资银行的强劲竞争，来自银行的“容易钱”将好景不再。国家作为国企的股东，在亏损时要承担亏损，在盈利时也要分享红利，国企上缴红利给国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国资委不提出此项动议，我想全国人大也会在不久提出。

　　惟一还能保有“容易钱”的就是国企的垄断地位。但这样的机会还能保留多久呢？在电信业，各类国有电信企业开始建立，就是这些同类国企，必将在电信业角逐，那时还能保持多少垄断地位呢？在国有大企业的“体制要市场化、管理要科学化、经营要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其他行业的国企也将迎来更多的竞争者，或者其国内独家垄断地位被打破。

　　当中国国企不再能得到“容易钱”时，它就面临和所有其他企业一样的境遇，不是通过占国民便宜，而是通过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在市场中获利，凭自己的实力获得资金。这类本可以交给民间经营的国企就脱胎换骨了，这类国企将不再是国家的负担，而变成国家的财富。那时，国家就可以只拥有数量极少的为公共服务的国企，让国企成为成熟市场经济中名副其实的国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