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捷

　　借用一个朋友的说法，2006年，我们失去了世界上最高和最矮的两位经济学家。前者是6英尺8英寸的加尔布雷思，后者是5英尺2英寸的弗里德曼。弗里德曼去世时，西方媒体称他为20个世纪最伟大的三个经济学家之一。另两位，一个是去世多年的凯恩斯，一位是仍然健在的保罗·萨缪尔森，今年91岁。

　　经济学的历史真的很短。200年前，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虽已出版，但没多少人知道“政治经济学”。马尔萨斯刚刚认识老 穆勒，在他影响下决心研究一下斯密理论的缺陷，而李嘉图甚至还没有下决心开始研究经济学；100年前，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已有一阵，欧洲大学里的经济系刚刚开始成型。凯恩斯和熊彼特还在求学，德国历史学派已经衰落，奥地利学派还在迷惘；直到60年前，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横空出世，用数理工具彻底改写了主流经济学理论。第二年，他推出教科书《经济学》，综合各派所长，全新通俗阐释，经济学才真正步入黄金时代，至今仍是一派欣欣向荣。

　　萨缪尔森是继凯恩斯之后经济学的最大功臣。当年小穆勒著《政治经济学原理》统治学界半个世纪，马歇尔著《经济学原理》又是统治半世纪，再接下来就轮到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每隔两年更新一版，至今仍未被完全超越。当年看到这本教科书时，加尔布雷思大为感慨，下一代人将会跟随萨缪尔森学习经济学。这句话迄今仍未过时。

　　萨缪尔森的全盛时期正赶上中国国门封闭的岁月。所以虽然萨氏《经济学》成为改革开放伊始就传入国内的教科书（上世纪60年代高鸿业教授曾选译过该书第五版），但真正追随萨缪尔森，得其真传的中国人只有一个，他叫万又暄（Henry Wan Jr.），已经不声不响地在康乃尔大学做了三十多年教授，成果极丰。万又暄本是湖北人，上世纪40年代末偶尔有机会去台湾读书，在台湾国立大学商科专业读完本科。随后负笈西游，赶奔美国继续攻读经济学，终于在上世纪50年代末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投入萨缪尔森门下。

　　萨缪尔森早年先后在芝加哥和哈佛两大经济学圣地读书，他在芝加哥拿到的成绩是A，在哈佛拿到A+，他的导师是熊彼特从未见过如此天才的学生。熊彼特不以数学分析见长，但他一辈子都在鼓励学生将经济学数理化。萨缪尔森终于青出于蓝，而万又暄作为萨的亲传弟子，也在这一方面尝到了甜头。

　　由于哈佛保守的学术传统，萨缪尔森的犹太人身份背景终于为哈佛同事所不容，遂去了麻省理工学院。他的恩师熊彼特伤心至极，甚至也想离开哈佛，终于为众多同事、学生所挽留。而萨缪尔森到了麻省理工学院以后，发现拥有了极大空间，于是才思喷涌，论文盈千累百，编辑要排发都来不及。

　　万又暄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来到萨缪尔森身边，一方面研究国际贸易问题，一方面学习博弈论。那时候，纳什刚刚得出一系列重要的博弈论结论，可惜随后就身患重病，无法继续工作。而意识到博弈论重要性的人也极少，万又暄是其中一个。他的主要想法是坚持走纳什的路，把博弈论用到国际贸易和产业组织中的基础问题上。国际贸易中的讨价还价与两个人的讨价还价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环境更复杂，约束更多样，结果更敏感罢了。他很快就写出一系列论文，在“计量经济学”、“经济研究评论”、“国际经济评论”等权威杂志上发表。

　　万又暄是最早意识到把博弈论和控制理论结合起来的学者之一。他在上世纪70年代撰写了一系列论文，使得一个新概念“微分博弈”逐渐进入人们的头脑。博弈论原来可以运用到经济学家最熟悉的最优控制理论中。这样，分析框架中单独行为个体就不再是没有思维的机械原子，他们也可以进行策略选择，也在博弈，从而更接近我们的真实世界。后来，另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以色列人奥曼在编辑权威的“博弈论手册”时，专门就请万又暄撰写“微分博弈”这一章。

　　虽然万又暄的老师是诺贝尔奖得主，合作的同事也无一不是某个领域的权威，但他为人十分谦逊低调，甚至在他最拿手的国际贸易领域也绝少针对现实任意评论。据说有一次他来国内讲学，讲博弈论，很多同学表示不屑。“微分博弈”这样的玩意儿近些年来才传入国内，一个老头哪里会懂什么经济学前沿。万又暄却不以为意。他的工作已为历史肯定，纳什、奥曼都对这个老朋友的贡献念念不忘，思想的价值是最长久的，思想弥深，流传愈久。

　　萨缪尔森曾说，只要这个国家的教科书是我写的，法律就由其他人去拟定吧。万又暄在思想上真正地追随着老师。虽然人们在媒体上很少看到他们的名字，但只要翻开教科书就会明白，如加尔布雷思所言，我们还是在跟着萨缪尔森及他的弟子们在学习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