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

　　前不久，今年的“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特别奖授予了绿色GDP课题研究小组。评委会对他们的评价是，“虽然绿色GDP核算在质疑声中走出并非完美的第一步，却是迈向科学发展观制度建设的一大步”。不过，课题组代表在发表获奖感言时透露，绿色GDP的核算并没有获得中国所有省市的支持。就在这两天，已经有一些省市要求退出试点。

　　2005年，国家环保总局开始在北京、天津、河北和辽宁等10多个省市进行绿色GDP核算试点。现 在一些省市要求退出试点，这说明为解决环境问题而推出的绿色GDP核算在地方政府层面还未取得共识。之所以如此，除了技术因素及统计有待完善外，更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地方政府官员对于环境问题以及由此造成的后果认识不一致。

　　毋庸讳言，中国目前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由于经济增长基本建立在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上，一些地区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实现经济增长，加之人口不断增加，城市化迅速发展，规划布局不当以及环境法制不健全等因素，中国的环境呈现局部改善，总体恶化的趋势。对此，我们要高度重视，不能无动于衷无所作为；但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多年积累的环境问题不是一个马上就能解决的，抱着毕其攻于一役的态度是不现实的。这不仅牵涉到资金的投入和技术的提高，更是由目前的发展阶段和人的需求所决定的。

　　按照发展经济学关于工业化的理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工业发展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即发展食品加工、纺织、服装等轻工业阶段；发展耐用消费品工业阶段；发展重化工业和机械制造工业阶段。中国目前正处于后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的发展特征是，大量消耗资源能源和粗放经营。比如，我国近年来蓬勃兴起的高耗能工业，大都属于“高资本投入、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的发展模式，与这种大发展俱进的是大污染，由此必然造成对环境的严重损害。另外，由于这些高耗能行业大多采取散、小、陋的低水平扩张，不仅浪费资源，也使各地的污染成为结构性污染，即由于技术、经济原因靠污染末端治理解决不了大问题的污染，或者说只要有这样的企业存在就必然存在着污染。

　　因此，尽管从资源和环境的角度而言，以粗放型的高耗能工业为主的发展方式糟得很，但在重化工业阶段，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必须满足最基本发展需要，这种资源、环境代价有时又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也就是说，正是因为从人的需求来看必然是先温饱后环保，所以“先污染后治理”才会成为一种全球概莫能外的普遍现象。

　　当然，这么说不是任由环境破坏加剧，而是强调，解决人的基本需求采取的对策只能因地制宜。比如，在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可以采取调整经济增长步伐的办法，将资源环境核算乃至绿色GDP等指标纳入对地方政绩的考核中；但在中西部特别是西部，目前的发展状况远远落后于东部，许多地方只是勉强解决了生活中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发展中的“温饱”问题———亟待实现工业化。那儿经济基础薄弱，人多地少，人力资源匮乏，运输和产业配套等成本高，因此只能靠发展资源型产业来实行工业化，这就必然会带来污染。

　　鉴于高耗能产业带来的污染是结构性的，因此，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环境最有效的措施是产业结构高级化，而非末端治理。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重化工业区用末端治理换来碧水蓝天的环境，甚至只是所谓“不脏”，也需要天长日久。例如，在高度发达的德国，莱茵河耗费巨资经过二十年治理也不能作为饮用水源。由此可见，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污染治理在保护环境方面只是“治标之策”，而在其大发展迅速积累资金后进行产业结构升级或者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才是“治本之道”。

　　总之，要解决我国的环境问题，须有足够的信心和耐心，急于求成是不行的。当前，在制度建设方面，应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完善以保障公众环境权益为根本的法律法规体系，完善以发展循环经济为目标的财税政策体系，建立以绿色GDP为核心的地方政府考核体系，建立以垂直管理为主的行政监管体系。

　　（作者系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