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我们要注意将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政策重心逐渐地从宏观层面转向微观层面，即由注重宏观调控转向注重企业竞争力的塑造。

　　□华民

　　从统计数据来看，中国从2004年4月开始的宏观经济调控与2005年7月所采取的名义汇率升值的措施并没有能够达到预定的目标。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从内部经济状况来看，各种宏观经济调整政策由于缺乏微观结构的支持，成效甚微；二是从外部经济来看，经济全球化使得宏观经济政策的许多作用被外来力量所抵消了。

　　这一轮宏观调控是针对投资增长过快而做出的决定。为了回答宏观调控为何不能达到预定的目标的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一个问题，为什么固定资产投资会出现高速增长的局面，从而导致所谓的“经济过热”。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是没有产权约束的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成为了投资主体。

　　没有产权约束的国有企业成为投资主体意味着什么呢？第一，它们可以不计成本和收益而进行投资，从而使得总投资超过有产权约束时的额度；第二，假如政府有关当局对信贷加以控制，它们又可以通过将本应分配给所有者的红利加以截留而用作新增投资。或许有人会问，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为何会有如此强烈的投资欲望，问题恰好就在于他们不是所有者，而是经营管理者，且是不受约束也缺乏激励的经营管理者。这样的产权结构与企业治理结构使得作为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并不能通过努力经营、为股东或者国家所有者增加可供分配的利润收入而获得好处，相反他们只有通过投资本身才能获得好处，因为只有通过不断地追加投资他们才有机会获得升迁或者获得由投资过程本身所产生的各种租金。

　　同样的道理也可以解释中国的地方政府为何亦会有强烈的投资扩张动机。因为地方政府的官员要想获得升迁或者获得较高的金钱收入，就必须不断地进行投资，只有如此，才会有GDP的增长，才会有职位的升迁或更多的工程投资与管理的租金收入。对于地方政府来说，筹措投资所需的资金在某种程度上要比国有企业来得更加容易，其中主要的有留成的税收、土地批租收益以及用公共基础设施之收费为担保的银行借贷等。

　　由上可见，所谓的投资过热，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没有产权约束的投资主体过多地加入到了市场活动中。只要这样的投资主体不从市场活动中退出，那么宏观调控的效应就必定会大打折扣。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凡是有产权约束的企业都一定会进行理性的投资，但是，区别就在于，只要有产权约束，它们就必定会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动做出及时的反应而对原有的投资决策加以调整。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产权约束的缺损是导致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效应不尽人意的一个基本原因。

　　经济全球化对主权国家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已经开始构成挑战。这是因为经济全球化造成了国际分工的深化与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大幅增加和全球金融的一体化。根据有关的统计资料，全球贸易占GDP的比重已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20%提高到了2003年的约55%，由全球主要大公司组织的产品贸易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金融全球化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明显加速，其主要特点是许多国家的国外资产和负债都迅速地同步增加，这种现象在工业化国家尤为明显。

　　从以上的事实中我们可以得到怎样的结论呢？第一，从贸易流量增加与贸易结构的最新变动趋势来看，公司的力量在加强，而国家的作用则趋于弱化；第二，从金融资产日益国际化的发展态势来看，市场的力量在加强，国家的作用同样趋于弱化。由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这样两种变化与冲击，使得主权国家的政府无论是对内的经济调控还是对外的国际收支调整都将受到前所未有的制约。

　　比如，当中国政府认为国内固定投资增长速度过快，从而需要对投资规模加以控制时，外资则会因为中国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实际工资水平较低而前来投资，借以获取要素套利之收益，因此，除非中国关上对外开放的大门，否则，对内的宏观调控必将难以奏效。

　　再如，中国政府为了减少贸易顺差而实施名义汇率升值的调整措施，但是，只要汇率调整不能达到市场预期的目标，那么就会形成人民币长期的升值预期，在金融一体化的国际背景下，就有可能吸引更多的国际游资进入中国市场进行无助于经济结构与贸易结构调整的投机活动，由此产生的后果不是外汇储备的下降或国际收支的状况趋好，反而有可能导致外汇储备的进一步增加与更加巨大的升值压力。为了避免这样的后果发生，政府或许可以采取汇率升值的超调政策，但是，这样做又势必会造成实际经济部门因为短期内难以完成结构调整而带来的竞争力下降的严重后果。

　　面对这样的两难，正确的选择应当是：在充分认识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将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政策重心逐渐地从宏观层面转向微观层面，即由注重宏观调控转向注重企业竞争力的塑造。对照一下美国，我们就会发现，美国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为何会如此淡出，关键就在于它拥有一大批世界级的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因为有了如此强大的微观经济基础，所以美国有能力成为全球经济和金融的中心，美国政府也因此而能够以成本最低的干预政策来实现长期的经济稳定与可持续的增长。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当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因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面临宏观经济政策的约束时，就应当选择有助于提高本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政策措施来保持本国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增长，对于开放度已经非常之高的中国来说，这样的选择已经时不我待。

　　（作者为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