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新年，有消息说，国家发改委价格司正在加紧准备第21次药品调价工作。然而，这种消息对公众而言，已经近乎“降价疲劳”，难以激起快感。因为此前的20次药品降价，并未取得良好效果，有些药品还越降越贵。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刚刚发布的《社会蓝皮书》中，“看病难、看病贵”被民众排在第一位就是最好的注脚。

　　药品降价为什么降不下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药品降价并非一个独立的过程，这与我国医药管理格局的分配有关。根据职能划分，发改委负责药价的调控，卫生部分管医院，药监局分管药品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这种权力分配本身就决定了，药品降价需要三个部门的协作与配合，但是，在药品降价过程中，始终是发改委唱独角戏，三个部门之间不仅未能密切协作，部门利益的身影也时常浮现出来。

　　先说药监部门。仅2004一年，药监局便受理了10009种新药报批，而同期美国药监局只受理新药报批148种。数量如此之大的新药申请，存在着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一些药监局高官相继落网即是明证。发改委前脚降价，那些药品后脚就可能出现在新药申请目录中，改头换面以更高的价格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药品降价的努力。

　　接着说卫生部门。医院与卫生主管部门的关系乃是众所周知，药品降价会直接减少医院的收益。因而，只要哪种药品被列入降价目录，很快就会在医疗机构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代之以高价药品。离奇的是，药品降价接连搞了20次，对于药品消失现象，有关部门始终未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这难道不蹊跷吗？

　　再说发改委。发改委作为降价的主导者，在降价之初，它被民众寄予了厚望，然而，它似乎一直在埋头于降价，而对降价效果未能作出准确的评估。换句话说，发改委似乎更关心药品降价本身而非降价效果。

　　事实上，发改委无疑是连续20次药品降价的最大赢家：2000年以前，纳入政府定价的品种只是少数临床应用较多的常用药品，约200种。但是，随着一次又一次降价，发改委不断修订政府制定价格的药品目录。修订后的新目录品种数量，由原来的1500种左右扩大至2400种左右，约占药品总数量的20％，但市场份额则高达60％。

　　通过降价，发改委不动声色地实现了权力的扩张。可以说，降价让三个互不协调的部门，或多或少都有所收益，这正是药品降价有时越降价越高的原因之一。

　　从根源上来看，药品降价没有取得实质性效果，与政府未能承担相应责任密切相关。发改委所主导的药品降价，是一种成本转嫁过程，即由药品生产厂家承担几乎全部降价成本，如果生产厂家无力或不愿承担成本，就会停止被列入降价目录的药品生产，或者跑到药监部门去“美容”变成新药。而同样实施药品降价政策的日本，则由医疗保险公司补偿药品费用，政府、医疗保险公司与药品生产企业一起分担降价的成本，确保药品降价取得实效。

　　因而，要使药品降价取得效果，政府必须勇于承担责任，而不是单方面由药品生产厂家来承担全部降价。

　　药品降价的次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效果。不顾效果只顾埋头降价，乃是本末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