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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对“撒切尔主义”褒贬不一。有人说，她带领英国经历了必要的结构性转型，最终走出困境，重新跻身世界列强。也有人说，她粉碎了英国的社会主义活动，强调的是商人和富人利益，忽视了劳工阶级。还有人说，她几乎毁了英国人的社会福利，加剧了贫富差别，提高了犯罪率和失业率，英国社会因此而分化破裂。
早在1970年，撒切尔夫人在就任教育及科学大臣的第一个月就取消了向全英学校免费提供牛奶的政策。在首相第一任期内，她尝试将小型国营公司出售给员工，第二任期伊始，便将许多大型国有企业、资产低价出售或私有化（如采矿业、部分政府公屋）。通过相关立法，她削减工会力量和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使伦敦重占欧洲金融中心地位，迫使英国从传统重工业掉头，转向发展金融业、服务业、电讯业和其他公共事业。从此，英国工会也撤出了“唐宁街十号”，权力和影响受到很大抑制，其会员锐减至500万人，罢工大大减少。接着，“铁娘子”推行以“福利基金转作贷款”的策略，激励人民主动性和责任感，减少对国家福利的依赖，以期建立企业化的社会文化。
传统上，保守党“右倾”，工党较“左倾”。但最近二十年多年来，撒切尔夫人和布莱尔使两党在治国政策上愈靠愈拢。布莱尔接任工党领袖后提出“新工党”口号，改掉党章中的 “国有化”、“社会主义” 核心条款，号称走“第三条道路”。他继续推行私有化计划，弱化国家政府的作用，推行“将福利转成工作”的政策，同时也制定了最低工资线，保护和增加雇员的个人权益，增加工会的集体权利。他加大政府公共投资，精简国家行政机构，启动“服务第一”行动，建立明确的服务标准和便捷的投诉程序。多少次他能力排众议，闯过难关；多少次美好的设想付诸东流。但他依然不厌其烦、苦口婆心，。
英国的国家福利从摇篮到坟墓几乎覆盖。“大锅饭”政策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和不平等，同时也陷入公共支出庞大、纳税人负担高涨、过分依赖政府、服务质量低劣的“福利陷阱”。记得当我被SURREY郡政府的成人教育中心聘用时，面对无数的表格和繁琐的程序略有微词，中心主任安慰我说，此后，我们通常不会解雇人。听罢心中暗自发笑，中国式社会主义打破了铁饭碗，我在英国将之拾起。一天，报载政府批准各大学从2006年开始调整学费（每年3000镑为上限），引发了学生上街抗议。原来英国大学也是“公有制”，不论牛津、剑桥，还是一般大学，现今收费一律每人每年1175镑（外国人除外）。害得英国许多大学无法为一流教授支付高薪，眼睁睁看着他们投向美国人怀抱。
刚到英国时，凭着一个英国住址和个人证件，我们这些外国人轻易就登记为免费医疗NHS（“国家保健服务”系统）的成员。哪知心中的窃喜不久就被担忧代替。公费医疗中心人满为患，质量偏差。成人牙科诊所长期超额，在英国三年我都无法登记进去。即使已登记进去的普通科GP，病人经常拿不到“预约”。性急之下，只得多次自掏腰包看昂贵的私人医生。NHS属下的普通医疗中心通常只做初级诊断和治疗，较复杂的检查和专科治疗都会被推介到NHS的医院进行，其过程冗长。NHS属下非紧急手术的平均等待时间是6个月以上。为了一个简单的B超，我等了两个月。邻居一位老人行动不便，为膝盖手术等了2年多。连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也品尝了英国福利医疗的苦果。大约在2003年，他偕夫人到伦敦作私人访问。途中夫人轻微中风，被送进附近一家大医院急诊室。他们等了又等，一追再追，8、9个钟头后仍不见医生人影，工作人员爱理不理地说：“比你们还紧急的病人多的是呢”。李大人最后只能动用外交途径惊动英国首相府，夫人才在当天得以治疗。他不无感慨地说，好在当年新加坡没有采纳福利医疗制。
其实，布莱尔也恨不得将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一揽子私有化，但欲速则不达，他的初衷已遭挫折，如今采纳了渐进式的“部分引进私有机构” 策略，原本在未来几年可以施行。但随着他的引退，续任工党新首相是否会继续知难而进？不得而知。
无论如何，经历了“欧洲病夫”、“日落帝国”的痛楚之后，英国重新在世界舞台挺起了腰杆。它的经济在现代欧洲各国中最为蓬勃活跃，每年增长率稳定在2.8%以上；1996年其国民收入在G七大工业国中倒数第一，2005年大跃进至第二名，仅在美国之后；失业率也从6.8%下降到4.7%。虽然来自相争的不同政党，却同样连任三届首相，布莱尔和撒切尔夫人在改革道路上承前启后，惺惺相惜。布莱尔感谢撒切尔夫人的经济政策“对英国起了重要作用”，撒切尔夫人对保守党说，我们“不是要可以击败布莱尔的人才，而是要像布莱尔一样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