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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传统的说法里,叫做“安身立命”,不过人们不是每时每刻都能有余暇考虑这样重大的问题,更为迫切的问题,往往是“进身之阶”,不妨先从这里谈起。
有一位大学毕业生,因为履历骄人,被媒体广为宣传,随即又被质疑简历灌水、有意炒作。他的同学,蒙受池鱼之灾,而众多雇主,不免也增添一些困扰。为了这个“进身之阶”,不知有多少人做过多少无奈之举。
近两千年前的中国东汉时代,有同样的故事:汉中人晋文经、梁国人黄子艾,来到都城洛阳,一面炫耀才智,一面又托病闭门,身价因之更高,显赫一时。另外一位名士符融,去“太学”找到当时舆论领袖李膺,猛烈批评这二人的“空誉”,李膺也表示赞同。消息传开,不过十日,晋、黄二人就被迫离开洛阳。
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旧故事、新八卦,不难在对比之下得出结论:这里面总有些东西至今未变,例如为了找一条好的出路,无论古人今人,都迫切想要趁早出名。
履历灌水的毕业生,不知道还有谁。但像东汉“名士”一样力求被人追捧的少年才俊,不计其数。故事背后,实际上隐藏着更大的“进身”问题。
东汉时代,全国的文化中心在洛阳,洛阳的文化中心就在城外的太学里。无数学生和全国各地来的游学者居住于此,多时有数万人。按照传统和制度,太学不仅提供学习机会,还为学有所成的儒生们铺好了进入仕途的通道:定期考试,若成绩优异,就可以从郎中、太子舍人、文学掌故这样的侍从职位开始,慢慢升迁。
然而这条途径实在是太过狭窄了。按照上述制度,一年中能够入仕的名额,一共一百人。以至于东汉末年的一次考试中,有众多六十多岁头发花白的老人仍在搏命。
因此无数学子必须另寻途径。上面所说的晋、黄二人,就是一例。东汉的特色之一就是名士众多。不仅在野的大儒、政论家算是名士,众多在朝担负重任的官员也兼有这种身份,往往一有休假,就会来到太学,会见宾客,参与议论。更为要紧的是,这个时代的用人职权,不仅仅在朝堂,三公等大臣也都有着独立的征辟权力。所谓征辟,也就是大臣一旦了解到某人的声名才干,就可以直接发送邀请,令他入府充当僚属。与后代的师爷不同,这些僚属,可以轻易地被举荐为县长之类的地方主官,从而进入国家的官僚体系。因为这两重原因,在太学获得名声,是士人入仕的最便捷方法。
这么说,简历浮夸的毕业生,也是因为老老实实求职过于艰难才出此下策?或者是因为职场更偏爱较有名气的新人?如果言尽于此,恐怕这都不是好结论。今日的职场中,和汉代故事更能相互印证的情形,应该是这样两点:客观、稳定的新人录用标准近乎不存在,而时代偶像越来越趋向于少年成名,哪怕多数雇主并不属于这一类。
客观、稳定的新人录用标准是什么样子?是汉代的经义考试,还是网上流传的IT大公司笔试题?无论是求职的毕业生、还是负责招聘的普通职员、公司高层,他们内心的成见可能都要比客观更坚固不移。正因如此,一些企业把笔试面试的次数增加到了超乎想象的程度,无非是为了让成见相互抵消,不过在求职新人的心里,这更像是把人事交给了天命。
而另一面,媒体主动也好,被动也好,为新人树立的偶像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有为,从上世纪80后到85后,终于有了篇首所谈的灌水履历事件。除此之外,还有谁对寻求机会的年轻人具有号召力?或许太费心思而不与考虑。
这是现象,原因是什么?我妄加揣测,是在大学里的年轻人和这商业时代的主流之间,仍然有着巨大的隔阂。丰富多彩的行业、日新月异的商业模式、具体细微的实务流程,乃至于基本的商业原理,对大多数学生而言,都是在一面巨大墙壁之外,透过若干细孔折射进来,不免扭曲变形。而千百万在大学接受教育的年轻人,对社会中各个行业的雇主而言,又熟悉,又陌生,关于他们的行为准则、技能状况,除了简历上简略的描述,可能就只剩下刻板的印象。
放在过去,这大概可以叫做“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