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有企业的本性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全民性和公共性。国企 “股份”每个公民都有份，这与股东持有股份公司的股份没有什么区别；既然国有企业是全民的，它的收益当然要回报全民，这与股东从其所持股的股份公司中领取股息红利并无二致，区别在于，股东收取股息红利是个人行为，而全民收取股息红利则是政府代为。在这种情况下，全民受益就只能体现为政府的公共投资上，即体现在国有企业的公共性上。
由于全民无法直接从国有企业领取股息红利，公共性便成为国有企业的本质属性，甚至可以说，公共性是国有企业存在的惟一原因。国有企业要盈利，但不必然要盈利，盈利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用盈利服务全民，即提供公共服务，如义务教育、医疗卫生保健、扶贫（如目前的新农村建设）、城市公共交通、国防等。也可以不盈利，而是直接服务于公民，如向公民提供低价优质产品、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
建国后的“一大二公”造成了国有企业大量存在于盈利性领域的现实。既然它们以盈利为目的，它们就不会免费或低费提供公共品，或者干脆提供的就是私人品，由于它们拥有垄断权，其所制定的价格肯定要高于私有企业制定的价格（如果私有企业被允许竞争性提供该产品）。于是，国有企业的“盈利”就产生了，进而也就有了国有企业需不需要支付红利的争论。
实际上，国有企业靠盈利服务于全民是一种扭曲的路径选择。既然它能够盈利，如果不是靠垄断的话（更精确地说，是靠垄断高价），那就意味着私有企业是愿意进入的，也是应该进入的。而公共性必然导致不能盈利或者难以盈利，所以，这样的领域私有企业就不会进入，只能靠国有企业，就是说，国有企业所在领域应该是不具有盈利性的。
近些年，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积累了大量利润。2003年，包括省级和市级企业在内的所有非金融类国有企业的利润总额达到7590亿元；2004年中央企业利润为4000亿元；2005年，中央企业实现利润6276亿元；预计2006年国有企业税后利润将突破1万亿元（包括央企7000多亿元，地方国有企业3000多亿元）。 如此庞大的国企利润全部留在企业内部，直接损害了全民利益：高利润中的很大部分是依靠垄断高价带来的，是以牺牲全民福利为代价的；由于不支付红利，全民本应该受益却没有受益。一正一反，等于全民遭受了双倍损失。
那么国企应该支付多少红利？笔者认同一位欧洲高官的看法：“对于一家国家100%控股的国有企业来说，合理的分红政策是将其全部利润都用于分红，除非这家公司能够表明，在考虑风险的情况下，它仍然有可能带来合理回报的投资机会”。
相对于全民的双倍损失说，将靠对资源的垄断而获得的利润全部作为红利支付，已是非常宽松了。实际上，除去如自来水、管道燃气、输电等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产业以及关系国家安全的产业外，其他产业的国有企业，如移动通讯，更合理的做法应该是，取消垄断，全部利润作为红利支付。只有这样，对于提高全民福利才真正有意义。
可能有人担心，这是否会降低企业的盈利能力？经验证据已经表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恰恰相反，不分红，才会造成企业经营者的懒惰，才会使他们极力维护垄断。当然，在取消垄断的情况下，需要尊重经营者的贡献，给予合理回报，因为此时企业的盈利主要依赖的就是经营者的经营能力。
还有人担心，红利全部支付，国有企业职工利益如何保障？这同样是一个“伪命题”。既然国有企业属全民所有，其收益靠垄断带来，且以牺牲全民利益为代价，那么国有企业职工（和经营者）就不能独享这部分收益，这些企业职工过高的收益同样是对全民利益的侵害，将这部分收益收归全民理所当然。久为人们所诟病的铁路公交职工乘车不买票、电力系统职工用电不花钱、燃气公司职工用气有优惠等，有多少人认为是合理的呢？国有企业职工直接获得的收益只能是竞争性收益。对于红利，国企职工只能与全民一样通过免费或低费获取公共品来参与分配，而不是直接占有。
在理论上，国有企业红利应该全部上缴国库，即上缴国家财政。当然，由于国有企业由国务院国资委和地方国资委在监管，因此国资委可以代为接收这部分收益。但是，必须明确，这部分收益的性质是国库收入，它并不会因存在一个监管者而发生改变。国资委可以留一部分用于再投资，不过，这种再投资是国家财政支出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国资委的盈利再投资。至于这部分再投资所占比例的大小，应由全国人大通过规则来决定，因为这属于国有资产处置权和收益分配权的范畴，这两种权利必须由全国人大来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