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表示，扩大内需是今年宏观调控的突出任务。为此，国家将促进城乡居民收入进一步增加，合理调整并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

　　从1998年以来，每年宏观调控的主题都是扩大内需，但是，内需却年年启而不动。内需不振不在于投资，而在于消费。资料显示，近几年，我国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连续大幅下降，从2000年的73%降至2003年的37%。2004年后虽略有上升，仍远远低于投资的水平。目前，我国投资率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高近20个百分点，消费率却低近20个百分点，投资与消费的增长极不和谐。消费率的偏低以及由消费所决定的内需的不足，有其特殊的原因。

　　某种程度上，中国目前面临与以前发达国家经历的发展阶段完全不一样的情况：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就进入信息化，还没有完成市场化就进入国际化。中国的人口问题也是发达国家所没有的，因此，在迅速的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过程中，造成诸多不合理的问题，包括搞大规模建设，因而，投资要远远大于以往的发达国家是肯定的。就此而言，消费率偏低有其客观必然性。

　　但是，仅此还不足以解释中国消费水平长期偏低的问题。消费增长之所以很慢，与以下三个因素密切相关。

　　首先，与人们的工资收入不高，特别是工资增长太慢有关。收入决定消费，有什么样的收入水平就有什么样的消费水平。我国工资收入占整个GDP的比重在不断下降，大概在10％多一点，尤其是农民工工资十几年没变。而世界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工资收入占的比重则高得多。另外，工资占企业成本比重更低，我们是20％，美国等发达国家是50％-60％。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劳动力价值会处于不利的地位，而剩余价值会占有更大的份额。这样的分配格局，一方面会刺激投资更快增长，同时也会导致消费在GDP中的份额下降。

　　其次，内需不振还与政府在公共产品和服务上的供给短缺和资源性产品涨价有关。制约消费的不单是收入，还有失业、住房、养老、医疗、教育、保险等，如果人们在这些方面的预期消费支出增加，即使家庭总收入增加了，也不愿增加即期消费。但恰恰是在上述诸方面，老百姓的预期比较差。前些年，政府光想到要扩大内需，把老百姓的钱掏出来，于是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改革上出招，并美其名曰“市场化”。按理，政府一只手伸向老百姓口袋的同时，另一只手要为老百姓建设遮风蔽雨的社会保障，两手都要硬才行。但我们的问题却是政府该给老百姓做的事没有做好，公共产品和服务严重短缺，以致老百姓不得不自己掏钱来购买本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这些年来公共产品特别是由垄断企业提供的资源性产品不断涨价，也大大压缩了人们的即期消费支出。

　　再次，消费不足也与国民收入的分配向财政倾斜以及政府支出增长过快有关。近10年来，财政收入每年增速都在20%以上，2006年，全国税收收入完成37636亿元（不含关税、契税和耕地占用税），比上年增收6770亿元，增长了21.9%。在一定时期国民收入恒定的情况下，财政收入增长过快，居民收入增速就相应放慢，事实上，近15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基本落后于财政收入增长，差距约达10个百分点。

　　国家财政的最终目的还是用于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但从财政支出的结构来看，增长最快的是政府行政事业费这一块。最近10年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经济建设支出的增长减缓，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下降，社会文教卫生支出比重基本未变，而行政管理费支出增长最快，所占比例大大提高，从原来的13%左右提高到目前的19%多。为保证政府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和公民，政府行政管理费适当增长是应该的，但既然是纳税人的钱，税收就更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真正用到社会事业上，多花一些钱解决像基础教育、基本医疗以及社会保障这样的问题。

　　当然，上述制约内需扩大的因素是互相影响着的。因此，要振兴消费，扩大内需，主要途径是扩大就业，提高人民可支配的工资收入。在此基础上，使国民收入的分配向老百姓倾斜，减缓国家财政的增长速度和资源性产品的涨幅，并使财政支出优先满足于老百姓的需要，增强国家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使老百姓能够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