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日前在作“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今年经济工作主要任务”的报告时表示，初步测算，去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0.5%；财政收入达3.9万亿元，增收7000多亿元；物价保持基本稳定。2006年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预计分别实际增长6%和11%。

　　仅从这一份成绩单看，“十一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表现得的确可喜可贺。不过，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比如代价方面———来看一看，形势恐怕就不那么乐观了。马凯就坦承，付出的代价过大，不稳定不协调的因素较多。虽然马凯没明确说明付出了哪些代价，但我们大致可估算一下。

　　一般来说，社会发展要付出四种代价，即投入性代价、目标限定性代价、牺牲性代价和失误性代价。第一种代价指的是人类要实现某种或某些发展目标而必须或必然要作出的投入或付出，这是最基本的成本意义上的代价。第二种代价则是由于选择了优先需要关注的主导性的发展目标，从而导致了对其他有益的发展目标的抑制、损害甚至丧失。第三种代价指的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类整体的长远的发展或少数人的发展总是出现个人或大多数人利益被损甚至生命被牺牲的普遍情况。最后一种代价指的是由于人的错误或主观失误所造成的背离自身价值取向的或原本就不该发生的消极后果。现在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即使在投入性代价方面，付出的成本也太多了。

　　资源和环境即是一例。国内学者多年计算的平均结果显示，过去20多年，我国经济成长的ＧＤＰ中，至少有18％是依靠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透支”获得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就指出，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另据中科院测算，2003年中国消耗了全球31％、30％、27％和40％的原煤、铁矿石、钢材、水泥，创造出的ＧＤＰ却不足全球的4％。可以说，中国资源环境问题的凸显，不是因为开发多了，而是开发粗了；不是现代产业多了，而是原始产业惰性大了；不是开发过头了，而是开发失当了；不是不该开发，而是不该乱开发。

　　不该付出的代价则以新双轨制下的腐败和管制最为突出。所谓新双轨制，是区别于上世纪80年代的旧双轨制而言的，根据学者钟伟的解释，它指的是以公共权力为背景，自下而上地寻找和套取巨额的“租金”，即人们通常说的“寻租”。这个“租金”从哪里来？它存在于已经市场化了的商品、服务价格体系和远未市场化的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体系之间。青年经济学家高辉清等三位博士对2004年由于腐败和管制导致的损失进行了详尽的估算。结果显示：在2004年，中国经济运行中的腐败和管制的窟窿为46787.07亿元，占当年GDP现价比重为29.3%，这一规模相当于当年国家财政的1.5倍。

　　这种体系性的腐败和管制造成的恶果之一，是严重扭曲了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去年世界银行发表报告显示，中国家庭中最贫困的10%人口(约1.3亿人)2003年的平均收入比2001年降低了2.5%，每天收入不足1美元，这表明富裕人群的财富增长是以部分人群更加贫困为代价的。这个报告也解释了为什么日本和韩国的经济高速成长期维持的时间还不到25年，经济增长率也不如中国高，但是两国先后都步入了现代化国家行列，而中国长达近30年的高增长，贫富分化却越来越严重，增长成果如同注入到沙漠中的河流，消失得无影无踪。原因无他，正如三博士的研究所指出的，它们变成了政府职能部门的超豪华办公楼、政府公关、资金外逃、来历不明的个人巨额财产等。可见，中国经济管制和腐败的成本，几乎可以完全抵消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增进。

　　经济增长的代价还包括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每年这也是一个天文数字，以及因诚信缺失而引起的巨额的交易成本，等等。代价过大，特别是发展代价与收益群体之间出现的严重的反差背离，将不仅会导致整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分裂与对立，而且从根本上将颠覆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改革的正当性。过去我们相信，只要经济增长最终能够让每个人都受益，改革就是利大于弊。但现在，尽管经济增长速度很快，民众对本国经济的担忧情绪却日益升温。所以，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增长的代价问题，并对现实中代价与受益间出现的反差背离现象，设法予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