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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这一政策的效果如何呢？答案是四个大字：糟糕透顶。
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之一陈云同志曾于1961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回他的故乡上海青浦小蒸农村，对养猪作了一番细致入微的调查研究。从效果上看，公社化前小蒸实行母猪私养，平均一头母猪一年生十四五头苗猪，苗猪的夭折率只有6%；2400户农民共养母猪700到800头，全年可产苗猪10000多头。公社化后小蒸实行社会主义新政策，推广母猪公养，1960年全公社母猪是1500头，但只生产6704头苗猪，一头母猪一年平均只生产4、5头苗猪，而且夭折了5993头，存活率只有11%。另外，还有710胎流产，损失了4196头胎猪。
陈云在调研中认识到，这种有明显巨大差别的结果来自于养猪过程的细微区别，农民个人养猪的过程，与所谓公家集体养猪的过程相比，有这样一连串的特点和优势：一，喂食喂得好，按不同时令母猪和奶猪的不同需要配置饲料，并注意观察吃食情况；二，垫圈垫得好，圈内清洁舒适，猪不易得病；三，母猪怀孕后注意保胎，不使它受惊扰；四，注意接生，母猪快要生产时，农民就睡在猪棚旁守护，生产时注意不让母猪压死苗猪；五，保护苗猪，对最后生下来的比较瘦弱的苗猪特别照顾，把它放在奶水最多的第三个奶头上吃奶，经过最惠猪待遇的安排照料，瘦弱的苗猪就习惯于在固定的奶水较多的奶头上吃奶，这样众苗猪大小长得就比较均匀；六，夏天注意防暑，冬天注意保暖。总之，猪由农民个人饲养，养得好，赚钱就多，养不好，就要亏本，所以农民个人对母猪就像对产妇一样关心，对苗猪就像对婴儿一样用心。收益上有激励，成本上有约束，农民个人有很强的责任感，这是私养猪效果好的根本原因。由此，陈云同志得出结论：“必须把母猪下放给社员私养。这是今后养猪事业能否迅速恢复和发展的一个关键。”
同一群体的人，而养猪的效果却有天壤之别，根源正在于养猪模式的差异，或者深一层说，在于制度的差异。这一养猪政策的实施及其得失，实在可以写进制度学派经济学教材，供后人研究、反思。
把案例写进经济学教材，当然可以警钟长鸣，但也不宜过度乐观，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能够从以前的错误中吸取教训的。就在一个月前，国资委推出了《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提出国资要对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保持“绝对控制力”，对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等九行业，国资要保持“较强控制力”。若说老母猪关系“国家经济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那会叫人不笑掉眼泪也会笑掉大牙，若说上述七大行业、九大行业关系“国家经济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则有相当的道理。但如果因为关系“国家经济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就一定要由国资来“绝对控制”或“较强控制”，必须由国有资本来一统江湖，将民营企业排斥门外，其合理性则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
果然，针对国资委的这个《意见》，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即发出了不同声音。笔者概括保先生的意见有这么几点：一是把国有经济和私营经济分割开来，实质是设置行业门槛，限制民营经济进入；二是会对正在酝酿制定的《反垄断法》造成影响或障碍；三是它可能只是体现了国家意志（实质是少数官员的意志），而不是根据市场竞争力和客观规律的要求，违背了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规律，是以目的代替了手段。保先生还认为，说保护央企就是保护国家经济安全，逻辑是不通的，发展民营经济是大势所趋，挡也挡不住。如果对民营经济多设置障碍，结果只能是多付出代价。
法有良法、恶法，制度有好坏之分，而市场经济也有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之别。毋庸讳言，政府中人是“关键的少数”，他们是法规制度的制定者，市场经济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所制定并施行的法规制度，所以应该对他们（他们也是人，而不是神）所制定并实施的法规制度有充分的理性诘问。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以为，历史的经验值得重视，保育钧会长的推敲值得再三回味，希望有更多的有识之士来参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