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政协委员陆德山拿出提案，建议政府卫生部门建立“红包”上交制度，即医生将“红包”交给医院，医院根据每个医生的上交金额和医疗水平，向医生返还一定比例的金额，作为奖励。陆德山称，患者给医生送“红包”，医生暂时收下，对患者及其家属，尤其是重病患者在住院时和手术前，都是一种必要的心理安慰，不可避免，更不能算是行贿受贿。

　　广遭诟病的“红包”，好像一下子成了温情的象征，这种近乎荒唐的建议我们并非第一次听到。去年8月9日，北京市卫生局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负责人就宣称，收送“红包”是不正之风，但与商业贿赂是不同性质的问题，强调不在打击商业贿赂及其收缴账户范围内。

　　“红包”与大药方、乱收费一起，一直被认为是医疗领域最为人所不齿的行为，正是它们在不断抬高医疗费用、加重民众负担。一些不良医生或公开或通过暗示向患者索取“红包”，也毁损了医护人员的形象，导致医患矛盾加剧。因而，近年来有关部门一直把打击、遏制收受“红包”行为，作为反商业贿赂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效果并不明显。2005年中国内地卫生系统总共才查处收受“红包”问题178件，处理违纪违规人员142人。

　　因而，现在需要做的是以更加严厉的措施惩治收受“红包”的行为，而不是对他们抱以宽容的态度。试想，在医疗卫生部门一直声称严厉打击“红包”现象的情况下，“红包”问题尚且屡禁不止，倘若在对“红包”问题上立场松动，甚至变相为“红包”合法化创造条件，那么，有可能使“红包”治理就此限于困顿。

　　假如医生可以从“红包”中拿提成，索要“红包”现象就会相伴而生。因而，严厉打击“红包”的立场绝对不能动摇，一旦底线被击穿“红包”必然泛滥，导致灾难性后果。我国刑法第385条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我国已经有多个法院，据此判处收受“红包”的医务人员有期徒刑。也正是这些判决，在一定程度上给收受“红包”者造成了威慑力，使他们不敢过于嚣张。

　　应该认识到，在医疗费用高居不下的情况下，患者向医生送“红包”大都是被迫的，并非像一些人所声称的发自内心的感激。如果对这一基本事实视而不见，甚至黑白颠倒，只会使医患矛盾进一步加剧，医疗系统的既得利益者或将为“红包”付出更大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