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领域对“贫困陷阱”的研究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的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理论。所谓“贫困陷阱”，是指处于贫困状态的个人、家庭、群体、区域等主体因贫困而不断再生产出贫困、长期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而无法自拔。

　　马尔萨斯极为关注农业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后果。按照他的分析，在土地供给数量不变和人口增加的条件下，每个额外生产者耕作的土地数量不断减少，他们所能提供的额外产出会下降；这样虽然食物总产出会不断增加，但是新增农民的边际产量会下降，因而社会范围内人均产量会下降。这样人口增加比例会大于食物增加比例，如果人口增长得不到控制，饥荒将在所难免。这一分析暗含农业技术不变和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下降两点假设，因而其作为一个条件预测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中是有效的。但过去200多年的人类发展事实和社会经济状况却与其假设条件完全不同，农业科技不断取得革命性突破，先进农业技术和要素投入，极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和食品增长显著超过人口增长。所以，历史证明马尔萨斯人口陷阱是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不适当运用。

　　关于贫困陷阱理论的第一次大讨论，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的发展经济学的第一个繁荣时期。代表人物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拉格纳·纳克斯和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等。

　　纳克斯从国家层面着手探究贫困陷阱理论，他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一书中，根据对发展中国家长期贫困根源的考察，提出了“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长期存在的贫困，是由若干个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恶性循环系列”造成的，其中，“贫困的恶性循环”居于支配地位；从资本的供给看，发展中国家存在“低收入———低储蓄水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而从需求上看，存在“低收入———投资引诱不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供给和需求这两个恶性循环之所以会形成，是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过低，人均收入过低是因为资本稀缺，而资本稀缺的根源又在于人均收入过低，低收入使一国贫穷，低收入和贫困无法创造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储蓄，而没有储蓄就没有投资和资本形成，从而又导致该国的低收入和持久贫穷。

　　纳尔逊在《不发达国家的一种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一文中，提出了与“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相类似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把贫困看作是一种自我维系的循环过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表现为人均收入处于维持生命或接近于维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只要人均收入低于人均收入的理论值，国民收入的增长就会被更快的人口增长所抵消，从而被逼回到维持生存的水平上，并且固定不变。在最低人均收入水平增长与人口增长率相齐的人均收入水平之间，存在一个“低水平均衡陷阱”。在这个陷阱中，任何超过最低水平的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都将被人口增长所抵消，这种均衡也是稳定的。要想冲出“低水平均衡陷阱”，发展中国家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资本投资，使投资和产出的增长超过人口增长。

　　从纳克斯和纳尔逊的理论中可以看出，他们都把持续性贫困归咎于经济的欠发展，强调贫困的存在只因为资本投资的缺乏。这就过分强调了储蓄作用和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具有片面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以及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关于贫困陷阱理论的研究步入了新阶段。

　　Kremer创建了一个“0—环”(0—Ring)生产函数，来探讨人力资本投资的互补性和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均衡结果的影响。Baland 等将市场结构内生化于一个基于“创造性破坏”的多部门增长模型中,探讨了创新溢出和不完全竞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共同指出了政府部门对经济活动进行协调的必要性。为了促进经济发展, 政府有必要通过各种措施来协调经济活动的开展。

　　Azariadis等将收入风险引入一个行为人的职业选择模型, 建立了一个保险约束引致的贫困陷阱模型。松山（Matsuyama）在一个标准的新古典交迭模型中引入信贷市场不完善变量,分析了金融市场全球化对世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 由于信息不对称和风险的存在, 贫穷者因自身财富贫乏而遭受到保险约束和信贷约束, 从而长期陷入贫困之中。因此，为了避免或跳出贫困陷阱, 有必要完善保险市场和信贷市场。

　　学者们最近10多年的努力成功克服了早期贫困陷阱研究仅对贫困恶性循环作宏观、抽象理论阐释的缺陷，而将贫困陷阱研究推进到了微观层次,并深入探究摆脱贫困陷阱的对策。当然, 这些对策都是基于贫困恶性循环背后特定机制的研究, 从而也只适合于特定地区或特定情况的研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