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中国，真正能够沉下心来关注农民问题的，并非始于温铁军。80多年前，从耶鲁大学毕业、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海归”晏阳初有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没有农民，谁能活在天地间！”这句话感动过很多后来者。温铁军就是其中之一。

　　算起来，温铁军应该是别名最多的人：温三农、用脚做学问的人、九亿农民的代言人……尽管他笑纳各种批评，拒绝参与热点辩论，从来不上博客，却仍有媒体称他为“意见领袖之布谷鸟”、“最受网民欢迎的嘉宾”；最近还有媒体宣布大众投票把他评为“最具行动能力的中国三农人物”。仔细掂量每一个称谓，足以感受温铁军在中国经济界的独特影响力。

　　心系农民要有勇气

　　人生总有一些不解之缘，曾经在吕梁山下乡插队的温铁军，1983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曾参与组建第一家民办商业媒体；接着在1985年发起并组织了首批记者团驾摩托车沿黄河考察8省40多个市县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那是我国新闻界首次跨省际的大型调查。如今谈起那次历险，他淡淡一笑：那时候年轻，车没牌照、人没驾照，从来没碰过摩托车，就敢长河落日、大漠荒原纵横两万里，那叫玩命! 就在那年，他调入了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专门从事农村政策和调查研究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从那以后大约20年在搞农村研究，其中11年在做基层试验区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原本是我党一贯坚持的作风，可是进入信息社会人们获取信息渠道增多，下乡去搞调查变得稀罕了。温铁军不理会潮流变化，依然故我地长期深入乡村，了解农民的生存状况。他1988年迄今获得的多项科研奖励中，绝大部分与农村和农民有关，2003年底他登上中央电视台十大年度经济人物领奖台，还是因为他为农民代言。

　　全身心地长期投入于中国农村研究是需要勇气的。他总结自己在农村的长期试验时说：社会科学采用试验方法才能真正成为科学，而试验其本身就是要求不断试错、不断证伪。任何理论家的观点、假说，都只能在实践中接受检验，而且只能部分地得出相对真理。但这也是理论和实践真正相结合的难处。有时他明明知道自己的努力有可能付诸东流，为了缓解三农问题他不顾及得失，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涉足了诸多农村政策问题调研，例如农村土地制度、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小城镇建设、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农业产业化中的组织制度建设、农村税费改革、农村金融与农户信用、全球化与中国粮食趋势研究等等；靠着20年不懈的努力，他终于取得了在中国农村问题上的发言权。

　　一个不断试错，不断报忧的人时常会很尴尬地违反官场“潜规则”，这对于个人的在官本位体制中的晋升当然是不利的。但是，恰恰是这样的坚持，使他对于国家政策最终调整为“三农问题重中之重”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记不起近年来出席了多少次海内外的国际学术会议，发表了多少篇论文或会议评论，唯一让他记得的是，只有一次不得不用公款买机票，那是由于代表部领导出席。除了农村和农民问题，他涉及的研究领域很宽泛：宏观经济周期分析、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改革、欠发达地区经济起飞的关键是资源资本化、农村高利贷问题、农民工问题和新时期的劳资关系等，大都是当下社会最为关注的热点。

　　近几年，城市化改革带来很多尖锐的社会矛盾，温铁军多次质疑我国的医疗制度和教育制度产业化把农民排斥在外的现实。他认为：教育对农民来说是一种公共品，可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20世纪90年代，财政用于农村基础教育的投资大概只占1％至2％，农村基础教育要让农民拿钱，这是严重的不公平。医疗卫生有同样情况。农民根本没有得到起码的国民待遇。

　　他就像个喋喋不休的絮叨老人，走到哪里只要有机会，必为农民和农村问题呼吁。他曾经自嘲：“我感觉是一只想站而始终没站起来的猴，曾经试着站起来过，发现看得更远了，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更丰富了。但却因此不敢再站着，因为众猴都趴着。有人说我低调，那是因为我必须趴着，并且不得不比猴群趴得更低，以掩盖我曾经站起来的事实。”采访时向他追问这个说法，他补充道：不是猴群离不开我，是我离不开猴群。

　　立足国情看世界

　　墨西哥贫民窟，印度游击区，都留下了温铁军的身影，他不是记者却采用了新闻报道最基本的手法深入实地直接观察，当地的向导都害怕去的地方，他也一定要去看看。不是好奇，而是要弄清实情：为什么发展中各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那么多农民会流离失所？为什么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敢于像中国这样强调三农问题和新农村建设？为什么在资源环境最宽松的巴西，农场规模动辄就是数百上千公顷，农业经济学理论追求的规模效益实现了，但是农民照样贫困？而且这个人均土地资源大于中国几百倍的国家，竟然还长期解决不了饥饿？

　　考察了近40个国家和地区，他深知，墨西哥、印度、孟加拉等那些没有土地或被迫卖掉土地的农民的困境，是他们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所不得不承担的代价。而一国经济发展如果是以产生大量贫民窟、甚至引发暴力冲突为代价，在温铁军眼里就不算是成功的。他对于那些仅仅了解发达国家和个别发展中国家经验皮毛，就一味强调“拿来”的人公开了自己的观点：“发展中的人口过亿的国家之中，只有中国是真正完成了土地革命的，土地革命又是民主革命的核心内容，因此，唯独中国不存在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制度环境，可以通过新农村建设来改善农民处境。而其它国家出现农民起义的地方，至今暴力冲突仍然此起彼伏，我去考察过墨西哥的农民起义，印度的游击区，以及其他国家的农民对抗性冲突，根本原因是一个，就是土地私有化。”    

　　温铁军从比较研究中得出结论：今后无论谁谈私有化，就让他去那些国家的贫民窟看看也许就明白了。中国的农村如果也制造出一两亿无地农民，就要出大乱子。我们要尽可能不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制造贫民窟！

　　在评价自己的学术研究时，温铁军称他提出的基本假设其实是一个简单到尽人皆知的判断：中国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民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问题。”

　　倘说这个判断尽人皆知，中国的三农问题怎么会在解决的过程如此多难！不过，一句“尽人皆知”，还是表现出他的学者风范———谦和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