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公共产品“豪华化”甚至“奢侈化”的现象近来再度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比如各地竞相兴建豪华的大型公共文化设施（如新型大剧院、歌剧院、艺术中心等）；还有一些城市公交车的竞相“空调化”等等。笔者以为，这些做法，不仅与公共产品服务的基本性质相违背，也是对公共财政的浪费，应该引起职能部门的高度警惕。

　　毫无疑问，公共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的主要功能，就是满足绝大多数普通百姓的基本生活需求和公益性需求，因此公共产品具有很大的“外部正效应”或“公益性”。也正因为如此，生产公共产品和公共设施需要由政府财政投入或者资助。公共文化设施和公共交通工具是比较典型的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理所当然地得到了政府财政的大量投入和补助。从这个角度来讲，公共产品作为一种本来应该大众化的、平民化的产品，它们的“豪华化”和“奢侈化”就是对普通大众的背离。

　　不仅如此，盲目追求公共产品的豪华化还会带来不少负面作用，加重了公共财政的负担，降低了公共财政的使用效率。从表面上来看，我国公共财政收入近些年来快速增长，财政实力越来越强大。统计数字显示，近10年来，我国的税收年均增速高达近20%，几乎为GDP增速的一倍多。而2006年全国税收收入完成37636亿元（不含关税、契税和耕地占用税），比上年增收6770亿元，增长了21.9％。这个数据同样超过当年GDP增长的一倍。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也给了一些城市大搞“形象工程”的底气。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一些城市的公共项目“赶英超美”的同时，我国公共财政却出现严重的支出不平衡，特别是在教育、住房、养老、医疗等关系百姓切身利益的方面，不仅总量上捉襟见肘，分配结构上也严重失衡。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就提出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必须达到4%，而目前还不到3％；社会保障支出，仅养老保险资金的缺口就高达数千亿元，“窟窿”巨大；普及性的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设施更是投入寥寥。比如目前全国的公共图书馆不到3000座，平均40多万人才一座；博物馆不到1500座，平均80多万人才一座。这些数据均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比如人口仅有500多万的丹麦却拥有200多座各种类型的博物馆，英国伦敦平均每5万人就有一个博物馆。

　　在分配结构方面，公共财政的分配在城乡之间落差巨大。根据有关部门调查统计，2004年农村文化事业费仅占全国文化事业费的26.5%，与农村人口占全体国民比例极不相称； 全国近4000个乡镇没有文化站等公共文化设施，约有5000多万农民无法收看广播电视节目，村一级文化设施更是严重不足，不少地方的文化活动室、图书室等年久失修，没有文化活动场地、没有文化活动设施、没有文化活动内容的现象在贫困地区比较突出。

　　公共产品的“豪华化”与“奢侈化”还会加重老百姓的负担，对城市建设和节能环保也会带来不少消极影响。上百元乃至上千元一张的大剧院门票足以把大多数老百姓挡在门外。观众的流失给大剧院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上演场次少，设备利用率低下。再以公共交通为例，目前在一些城市大量出现的空调公交，却由于其票价高于普通公交而造成资源浪费，即使如北京公交车票改革后空调车票价与普通公交一样，却又造成空调公交的拥挤，交通紧张难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而且，空调车的增多必定会加大能源的消耗与污染的加剧，这与倡导 “节约型”社会岂非南辕北辙？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一些城市的公共设施大可不必在硬件上超越国情而向发达国家看齐，而是应该在管理水平和适用性方面下大功夫。如何尽快地回归公共产品的公平化和大众化，才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