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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荣、徐永安父子执掌的横店集团，与吴英执掌的本色集团，在包装手法上有着相似之处，都乐于制造媒体效应，去年“200亿元重建圆明园”的轮番炒作，让横店集团更火了一把，而本色集团购买东阳世界贸易城700多个铺位之大手笔的新闻，也于去年9月上旬出现在东阳日报头版头条位置。
相似的媒体策划，其实为了“同一个梦想”———集资与扩张。而在集资策略上，两者手法则大相径庭。
徐氏父子取 “上层路线”。打出重建圆明园的招牌，依靠的是浙江华夏文化发展基金会这一融资平台。这个由浙江省文化厅、民政厅等部门共同推动成立的筹资机构，拉上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共同设立了冠冕堂皇的中国圆明园文物保护专项基金，向海内外公开筹集重建圆明园需要的至少200亿元的资金。
吴英取 “平民路线”，向江浙一带的民企老板与公众募集资金。据悉，吴英承诺的利息最高达月利1角，一些民企小老板，以5分利息向民间借贷，再转借给吴英，图的就是未来的高利息。
遗憾的是，伴随着2月10日深夜东阳政府的一纸公告，女大佬的集资策略即告夭折，当初宣称的融酒店业、家居、建材、广告传媒、娱乐业于一体的“本色一条龙”产业链旋即断裂。而徐文荣却稳坐钓鱼台，悠哉悠哉。
中国人向来有当事后诸葛亮和痛打落水狗的嗜好，吴英出事后，人行东阳支行随即声称他们早在去年10月“已对本色集团及其法定代表人吴英十分注意”，一些管理人士则称，“吴英的策略一开始就有漏洞”，云云。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12年前的女富豪邓斌新兴公司、3年前的孙大午及大午集团等集资案发后，周围何尝没有站满了“明白人”？
总是痛斥与批判民间集资等金融制度的缺陷，也无济于事。在中国特殊的政经环境下，我们从不缺少批判与呼吁，缺的是换位思考———既然吴英式的“下跳”之策是下策，那么，徐文荣父子的“上蹿”之策就一定是上策吗？
事实上，横店集团及浙江华夏文化发展基金会，以公益旗号为圆明园及民族感情计的做法，不过是障眼法而已，实为横店集团通过公益基金跑马圈钱而计。暂且不论浙江华夏文化发展基金会由徐文荣发起成立并担任理事长之做法之责权不明晰，问题的关键点在于，谁会为这一“公益基金”慷慨解囊？
投资机构显然不可能为这一项目烧钱。事先要核算成本与社会效益的慈善基金也不会盲目投入，中国在环保、贫困人口、教育、医疗方面还需大量投入，巴菲特们不可能弱智到把钱投给圆明园这个假景观的地步。再说，在公益资金的募集管理方面有一整套国际惯例。比如由花旗、汇丰这一级别的银行为受托保管人、普华一类的会计师全程监督、审计。现如今徐文荣操控的华夏文化发展基金会虽以公益旗号募集，但200亿的投入、建设必然与横店关联重重。建成后还将以为横店创收为首要任务。
如此一来，甘愿为重建圆明园埋单的“英雄豪杰”已渐渐清晰，即：横店集团的关联企业、“拉郎配”的国企及银行，甚至政府部门。别忘一句俗语———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或许在有人看来，曾一度引起广泛关注的贵州微硬盘项目（多家商业银行累计发放的11.75亿元贷款，就有8.7亿元成了不良贷款），只不过是运气差、动作技术不足够高超而致。
至此为止，我们见识了徐文荣的老道之处，即绝不轻易在法律模糊的民间集资地带行走，而是行走在“高处”。而这恰恰是“女富豪”吴英的软肋，即与当地行政部门及银行的关系不够融洽，东阳的金融机构不但不肯放贷给吴英，甚至不时讲一些“坏话”出来（人行东阳市支行某科室的负责人言）。
不久前，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撰文《跨越历史的河流》，直言不讳企业树立现实性政治观的重要性。他选择的虞洽卿、荣毅仁与王石三者为民营企业主学习的蓝本，脾气无一不温顺，与政治家关系“择高处立”、 “同心同德，予而不取”。
从企业家角度而言，战略无所谓对错，只有优劣之别。吴英战略之劣，在于没有选择“择高处立”，或者欲立而不稳，而徐文荣战略之优，在于选择了“择高处立”，而且立出了模样。
不过，老徐也未必有媒体想象中那么风光。正可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横店集团滚雪球建景区、招眼球、花大钱引剧组的做法，收益与成本并不成比例。2006年中报显示，横店集团去年上半年盈利能力依然有限，财务费用也有所增加，利息保障能力有所下降，偿债能力仍旧不足。
然而吴徐二人的财富寓言却给了我们鲜活的教训。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中说，最好的企业是善于合作的企业，企业在平坦的世界要学会采取大手笔，使自己扩展的力度更大、速度更快、范围更宽、程度更深。弗里德曼主要指的是企业与企业、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在经济急速转轨的中国当下，最先、最应当考虑的合作伙伴是政府。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鼓励“上蹿”狙击“下跳”，而是在权衡哪一种路径更可行、更“安全”。现在看来，似乎只有“上蹿”才有可能鹤立鸡群，其实“上蹿”可为缓兵之计，绝非长久之策，而“下跳”则可能踏入非法集资的雷区继而被冠上原罪之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