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

　　这是后蜀后主孟昶写的，贴在宫门上，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副春联。从此，文人骚客过年的时候要写门对了。

　　古时候，过年是好大的事儿，从皇帝到乞丐，每个人都长了一岁，所以普天同庆。过年的那个月，正月，每个人都能换个活法，即使昏君、狗官、奸商在正月里也要有点人味儿，于是老百姓也就可以享有一点自由———

　　过年了，乞丐可以随便要饭，虽然没有必须善待乞丐的有关规定，但过年了，从官府到商家谁不图个吉利？所以，官府一般不驱赶乞丐，商家对上门乞讨的人也会大方些；

　　过年了，老百姓可以随便走路，往常的宵禁暂时失去了效力，要看焰火，要看灯，回家的时间可以晚一些。正月里，官府不会用鞭子抽老百姓，老百姓也不会因为回家晚了被抓；

　　正月里下雪，如果老百姓家房倒屋塌，官府一般会帮着修，或者资助一些钱。平时不管，但正月里，一是皇上有严旨，朝廷有惯例，二是谁不想过年的时候积点德，行点善呢？

　　过年了，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妇女也可以出门去逛逛，去庙里烧香，去城门口的大门上去摸门丁，祈祷多子多福，祈祷生男孩，祈祷丈夫对她好，祈祷公婆别虐待她，顺便用好奇的眼光看看家门外面的世界，用私房钱买点针头线脑胭脂水粉。于是，也难免有些浮浪子弟混杂其中，趁着摸门丁人多拥挤，在妇女堆里找便宜；

　　过年了，老百姓会得到些许相对的优待，统治者显出几分人情味儿，就连受压抑的女子也得到些许宽容和自由。

　　所以，那时候，过年真好！

　　小时候盼着过年，过年的时候可以晚上熬夜不睡，可以早上赖床不起，可以不被逼着写作业。当然小孩子最大的乐趣是压岁钱。小时候一块两块，后来五块十块。心里盘算着用多少钱来买炮仗，用多少钱来买孙悟空的面具，兜里鼓鼓囊囊的全是毛票，心里美滋滋的，那种盘算本身几乎就是最好的享受了。

　　笔者大学毕业工作了，姥爷还给压岁钱，据他说，“八十不结婚，也是老小子”。老小子就要有压岁钱，接过压岁钱的时候，接过的还有老人的慈爱与温暖。

　　过年的时候，会吃上比平时多一些的肉，吃上些平时吃不到的水果瓜子花生糕点，那都是凭副食本供应的。农村可能更重视过年，一年到头勒紧裤带，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过年了，猪肉炖粉条子，白面馍馍，可劲儿造！平时紧巴巴的日子攒下的几个钱都造在过年上。

　　还有亲情，爷爷奶奶忙着准备年货，因为爸爸妈妈、叔叔姑姑都要回来了。我盼着他们回来，也盼着他们的压岁钱，虽然还没拿到钱，但在我的计划经济里早把这些钱派上了用场。

　　过去的春节真快乐，那是一种建立在与平时苦日子巨大反差上的畸形快乐。想想快乐的过年，只能说，平时的日子太苦了！

　　现在过年年味淡了。吃，似乎也没什么胃口，至于出去吃年夜饭，实在不感兴趣。试想，平时是人家在门口拉客到里面吃饭，年夜饭则早在去年年底就都订出去了，有些地方还不能自己点菜，一套菜谱爱吃不吃，人家跟饲养员差不多。平时开饭馆的像孙子，这回全都成了爷了。从这种供求关系上说，咱不挨宰才怪。再说，平时的饭局、聚会不少，对一些中国人来说，下饭馆早已经不算奢侈了。

　　感觉过春节，买东西是最快乐的，准备过年是兴奋的，但买回来了却不想做，做出来了又不大想吃，冰箱里的东西出了正月都吃不完……

　　过去过节的主旋律就是“吃”，那是农业社会短缺经济的特征。民以食为天，平时舍不得吃，都积攒到春节，一顿海吃……

　　但现在的恩格尔系数越来越低，也就是说，收入中用于吃饭的比例越来越小。吃，不再是让中国人快乐的方式了。于是以吃为核心的节日也就变得如鸡肋般索然无味。

　　除了吃，还可以玩儿。但春节时间不长，冬天能去的地方也不多，再想想拥挤的春运，想想景点到处都是人，让导游像放羊一样带着走，走出去听任景点的饭馆商店宰，心气也就没了。

　　与过去相比，现在过年的闲暇要多一些。当初要一家家地串门，虽然热闹，也有些怵：走亲串友，漏了谁都不好。那不是人过年，是年过人。后来电话拜年多了。现在连通话都不必，直接一个短信群发，梁山一百单八将都收到了。

　　年味儿淡了，是传统的失落，也是历史的进步。但过年的真正意义，“换一个活法”没有变，如果能换一个活法，过年就比较快乐———

　　老百姓过年，花钱大手大脚些，对自己平日的节俭作个补偿，挺好；

　　老板过年，喝点小米粥或大米粥，远离鲍鱼鱼翅，在家舒舒服服呆几天，别整天歌厅洗浴，挺好；

　　打工的好好休闲一下，静静心，醒醒脑，读点书，晚起一会儿不用打卡，过几天与上班不一样的日子，挺好；

　　教授学者放下教学研究，过节了，也放浪形骸一把，平日端着架子累了，放下几天，挺好；

　　总之，春节是属于自己的，松弛一下，换个活法，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