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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这样一个注重“话语经济”与“眼球经济”的国度，吴敬琏未必有贝克尔那样受人尊重，但却一定比贝克尔更容易引人瞩目，甚至引起骚动。3月4日，他又一次语出惊人———直言“春运火车票价不上浮不符合市场经济原理”；知道这话说出去后会招来谩骂，所以他随即称“怕挨骂就不当政协委员”；“吴氏猛言”很快在传媒上炸开了锅。一些评论人士“义正辞严”地批语吴敬琏“违背了民意”，一些“热心人”建议吴敬琏补补“穷人的经济学”的课程……
吴老先生此言确有瑕疵。在铁路这一垄断市场谈价格市场化显然有失偏颇，在一个保障体系不健全的社会，买春运火车票的“排队成本”不能简单地套用经济学中“租金耗费”的概念去分析。这其实类似于内地现行的、被经济学家张五常称之为“我所见过的、唯一没有任何经济学家赞同的政策”———最低工资制度，虽然实际收效乏善可陈，然而至少出于权力部门营造良好社会口碑的考虑，政策的出台似乎有一定的必然性。
所以现在问题的焦点，不在于要不要就春运票价不上浮再争论，也不在于政府对春运票价的干预是否得体（我们似乎习惯了朝令夕改），而是透视充当了“皇帝的新装”童话故事里那个敢说真话的小男孩儿角色的“吴敬琏们”，顷刻间被唾沫星子包围、被所谓“民意”谴责等现象背后的一些东西：经济学家频频成为批评靶子是否正常，经济学家如何与所谓的民意对接？
先看一下贝克尔也曾有过的类似“冲动”。去年四五月份，美国汽油价格飞涨，美国民众深受其害、愤愤不平，多数美国人认为这是白宫的失职（小布什当时一路下滑的民意就与高油价不无干系），美国国会山的一些政客及小布什政府不约而同“顺应民意”，站出来对石油公司施压，前者称应对石油公司征收暴利税并给消费者一定补贴，后者则称应严格调查石油公司是否存在欺诈行为。这种彪悍所造成的舆论还真挺“奏效”，美国市场油价几天内应声降了几美分。然而此时贝克尔站出来说，无论是暴利税还是补贴措施，都是愚蠢之举，因为至少从长期来看，其弊远大于其利。
贝克尔当时测算出了美国汽油的真实价格，并列出了一份消费账单，借以证明征税与行政补贴的交易费用不菲。把视线收回中国，虽暂无学者去测算车票的“真实价格”，但若综合各种投机因素及心理预期，基本上也能得出春运票价不上浮短期收效（以所有买票者为考察对象）几乎为零、长期来看得不偿失的结论。这或许也正是吴敬琏直言的原因，然而结果是他被“民众”痛骂一通。
而贝克尔却远比吴敬琏幸运得多，非但没有挨骂，反而还多了不少“粉丝”。其实在此这前，贝克尔曾屡屡“出言不逊”。当初各方对微软的垄断行为表示不满并建议分拆时，贝克尔称微软的低价竞争策略是其提高消费者剩余的良心体现（没有证据表明贝克尔是微软的“代言人”）；将微观经济理论扩展到人类相互行为分析的贝克尔曾发表其研究成果称，夫妻都有工作影响婚姻价值，传媒人麦克尔·诺尔援引贝克尔的观点于去年8月在《福布斯》上刊登标题为《千万别娶职业女性》(Don't Marry Career Women)的文章，舆论一时哗然，然而很快风平浪静。
“贝克尔们”不会遭受口水战痛击，是因为美国民众深谙，政治家们无论决定使用何种经济政策，都必须为其被民众授予的权力负责，而经济学家不过是提出一些个人见解或建议的“普通人”甚至“小人物”罢了。
换句话说，在公共事务领域，权力和政策的事情应紧紧“盯住”掌权者，这才是政治家、民众、经济学家及传媒应该有的关系。然而在我国关于社会福利的经济事务争论中，一个明星学者的一句话都可能转移整个社会的视线，这多少与传媒偏重眼球效应的习气有关，但同时也说明了我们维护自身利益所采取方式的不成熟。事实上，只要没有公然以公职身份的话语权牟取私利，一些“逆民意行事”的人或事就并不值得大家不分青红皂白地去憎恨。
经济学家没有必要刻意去附和政治家的号召或应和“民意”，经济学家本来就只是经济学传播者或“经济学工匠”，而在中国，“民意”有时候可能只是一些所谓精英知识分子利用传媒工具提高嗓门的大声吆喝造成的假象而已，虽然有热度而无深度，却可能影响或左右真正的民意。这一点必须引起足够的关注。
在去年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吴敬琏说“自由而切实的学术讨论，是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前提。”美国人并不因为贝克尔的“怪论”而减弱对其的尊重，而我们却因为吴敬琏的“怪论”而大抓“小辫子”，这映射了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浮嚣气氛依然沉重的现实。用王小波的话来说，“人忠于事实叫诚实，不忠于事实叫虚伪，有些人只忠于经过选择的事实，我把它叫做浮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