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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以财长身份访华的保尔森昨天在上海期货交易所演讲时表示，中国金融业改革推进得越快越好，越往后推迟可能带来的风险反倒越大。他还提出了中国加快金融改革开放的具体建议，包括允许外资控股内地券商及银行以及增加QFII配额等。
不过，国内专家提醒说，在中国的金融监管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要在入世承诺的基础上进一步全面放开，可能带来的风险太大。继续推进金融改革开放，更多还要从中国经济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出发。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探讨的都是长期话题，不能指望在3个月、6个月或是1年解决，但关键在于，每天都要有进步。”昨天上午在上海期交所发表演讲之后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美国财长保尔森这样评价由他参与发起的这一双边经济对话机制。对于汇率问题，保尔森坦陈，仅凭人民币升值不可能解决美国的贸易失衡问题。
演讲并非针对股市暴跌
保尔森表示，在去年12月的第一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他与中方代表探讨了一系列重要的长期话题，如服务业、能源效率和环境以及中美经济的结构差异和失衡问题，等等。
“在我看来，如何逐步解决失衡是最受关注的一个话题，而建立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则可能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保尔森对记者说。他表示，在第一次对话结束以后，他就计划在上海进行这样一次演讲，不过他也强调，自己此前绝对没有预料到上周的全球股市暴跌，所以昨天的演讲也绝对不是针对上周的股市下跌。
当被问及5月份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二次战略对话时，保尔森表示，中美双方都很明确，战略经济对话只是探讨“双方共同关注的长期话题”，所以，这些问题不可能是在3个月、6个月或是1年能够解决的。“比如我今天提到的资本市场改革和开放问题，你不能指望到5月份我们举行下次对话时就解决。”
“但我们双方都同意，必须能够不断在这些问题上取得进展，而且是实质性的进展。”
“每周都应该来中国”
保尔森表示，强健而有竞争力的资本市场有助于中国加快改革步伐，具体来说，有三个方面对中国实现增长再平衡有最大积极意义。
首先，通过市场手段引导投资到最有效率的领域，这是促进增长再平衡的因素之一。具体来说，就是将投资向那些高附加值的行业转移，而不是过多集中于一些出口导向的低附加值制造业。第二，可以带来更高的储蓄回报率，从而降低出于预防目的的高储蓄率，促进更多内需需求。第三，可以让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更趋于市场化。
对于在昨天的演讲中并未太多提到汇率问题，保尔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似乎有意要多谈一些。他表示，人民币汇率更加市场化，这一点固然很重要，但对于解决中美贸易失衡来说，这还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长远来看，只要美国经济还持续增长，美国人的储蓄率依然低下，而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则高达50％，经济增长缺乏内需支撑，贸易失衡问题就会一直存在。”
当本报记者问到，保尔森频频提到的“提高汇率灵活性”是否就一定意味着要人民币升值时，保尔森却并未作出正面回答。
“从反映经济基本面的角度来说，人民币汇率弹性提高意味着要进一步升值，问题是升多少。”保尔森说，“但我从来不去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认为，就中期来说，我们并不需要争论这个问题，因为到时候市场力量自然会决定人民币汇率该是多少。”
有记者说到，现在在汇市似乎出现了所谓“保尔森效应”，即每次保尔森来访前后人民币对美元汇价都屡创新高。保尔森听罢大笑道：“这么说我应该每周都来中国啦！”
■新闻分析
中国全面金融开放还须立足自身
□本报记者 朱周良
“总的调子还跟以前一样，就是希望中国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在亲临上海期货交易所听完了保尔森近一个小时的演讲后，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潘锐昨天在电话中对记者说。
美方有利可图
“据我所知，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无需强健的资本市场而拥有成功、可持续和平衡的经济。而且我也不相信一个面对国内外竞争不开放市场的国家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保尔森昨天在上海期交所演讲时这样说道。
为了进一步印证自己的观点，保尔森还在讲话中多次引述温家宝总理关于金融开放的发言，如温总理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到：“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有利于引进国外先进金融管理经验、技术和人才，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提高我国金融体系运行效率和竞争力。”
专家指出，从美国方面来看，不管是迫于新国会的压力，还是出于其自身利益，都有动力推动中国金融开放，并且希望“越快越好”。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教授表示，美国的金融服务行业在全球占有明显优势，中国的金融业全面开放，对于实力强大的美国金融企业来说无疑是一块“肥肉”，这一点，有着多年华尔街背景的保尔森比谁都清楚。
“保尔森将美国以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与中国相比，得出中国应该尽快全面开放金融市场的推论，”潘锐说，“但这样的推理过程忽略了一个重要历史背景，中国跟这些国家的情况并不具备绝对的可比性。”
专家分析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市场大多发展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而中国之外的不少新兴经济体在金融市场发展方面也颇有历史，相比之下，中国由于历史原因，经济和金融体系很长时间都是处于自我封闭状态，直到1979年左右，才开始真正融入国际体制。
潜在风险巨大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在金融开放方面迈出的步伐实际上已经算很快了，”潘锐说。专家表示，中国已完全履行了加入世贸组织时的金融开放承诺，这在很多新兴经济体中并非都能做到。现在如果要在入世的基础上进一步全面放开，在中国的金融监管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可能带来的风险太大了。
中国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博士则认为，要求中国加快金融业特别是金融服务开放，不过是美方在压迫人民币升值策略被证明“无效且副作用很大”后，开始采取的“对华经济协调新路线”，其目的是“在诱导中国扩大内需的过程中，要求中方加快向美国扩大金融服务业市场开放度，通过扩大对华金融服务输出，进一步平衡中美经常项目收支失衡。”
梅新育认为，与旧思路相比，美国对华新路线似乎要更为合理，对中国也看上去较为有利，但其潜在的风险也是巨大的。
“通过金融自由化、扩大向美国开放金融服务业市场来降低中国储蓄率的路径未必合理，而且存在较大潜在风险。”梅新育说。他分析说，从理论上讲，金融服务业市场准入不等于资本项目开放，但开放金融服务业意味着变相资本流动渠道大大拓宽。因此，无论资本项目管制是否同步大幅度放松，开放金融服务业市场也必然导致跨境资本流动易变性上升，进而可能带来剧烈波动。
进一步开放须立足自身
专家表示，基于这些原因，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在推动中国金融市场开放方面似乎都应该谨慎从事，否则可能出现“双输”乃至“多输”。
潘锐指出，中方更多考虑的还是从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来进一步推进改革。尽管中国政府近来似乎也在保尔森提及的一些领域有更加开放的趋势。譬如，在外界屡屡炒作的汇率弹性方面，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本周就在保尔森来访前表示，不排除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的可能性。此外，本周传出消息，向外资关闭近半年的券业大门也有望重新开启。
但专家也指出，类似举措更多还是出于自身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不是屈从外界压力。
■保尔森“把脉”中国金融业
四大挑战
保尔森表示，首先，就资本市场而言，中国资本市场在在与其他国家比较时仍显发展滞后。他引用麦肯锡的研究结果称，中国内地2005年资本市场的市值(不包括国有股和其他非流通股)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7%，而亚洲新兴市场的平均水平高达70％。同时，中国内地由非金融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到3%，而亚洲其他新兴市场一般为50%。此外，保尔森还提到，中国需要一个更大的门槛更低的政府债券市场，一个有更高流动性和透明度的公司债市场，以及一个私有股权可以繁荣发展的法律构架。
第二，中国在机构市场方面建设仍比较落后。保尔森说，国际发达资本市场的基石是机构市场和共同基金，以及参与其中的资产管理人。他表示，机构投资者的分析最严谨，在开发新证券品种和投资战略方面最具有创新性，但中国市场缺少这些重要的成分。而如果没有有效的机构投资者基础，市场就会过于依赖散户投资者，其结果是投机盛行和波动加剧。保尔森那表示，中国目前的机构投资市场发展仍受一些政策所限，例如像保险公司等一些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在可从事投资的种类方面受到严格限制。
第三，银行体系不够成熟也是中国金融业的一大挑战。保尔森说，尽管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中国的银行体系仍处在向现代化的、有效率的、以市场为驱动的体系转变的过程之中。有时候银行可能仍偏向给那些在他们看来有政府担保的国有企业发放贷款，而不愿向具有活力的中小企业和私营企业发放贷款。另外，如何有效控制大量分布在各地的银行分支机构也是一个挑战，分支机构的贷款决定还是经常会受到地方政府压力的影响。此外，保尔森表示，中国的银行缺少统一的数据报送机制，可能也影响到着中国不良贷款的真实程度。
最后，保尔森认为，中国金融业面临的挑战还来自可能会抑制创新和现代金融市场成长的管理体制。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过渡，其管理体制亦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保尔森说，目前，中国政府部门仍在插手那些市场本身能更有效进行的投资决策。例如发行公司债券，就须将详细的融投资计划报批至少三家政府部门，最终往往要耗时一年多；而在巴基斯坦或菲律宾这只需一、两个月的时间，在其他东南亚国家还不到一个月。
三大建议
允许外资控股券商
保尔森建议，中国应放开对于外资参与券商的持股限制，以加快改革的进程。
“经验表明，合资经营的模式在证券业行不通，这是因为投资银行是难于管理和控制的。”保尔森说。他表示，中国目前严格控制外商参与内地的资本市场活动。外国证券公司最高只能在合资公司中持股33％，外国资产管理公司在合资公司中最高持股49％。这些限制是各大新兴市场经济中最为严格的。
保尔森说，外资持少数股的模式尚未产生出世界级的投资公司。“如果去掉证券行业的所有权限制，中国将能和巴西、印度和俄罗斯等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一样从中受益。尽管这项工作不会一蹴而就，但早完成早受益。”
保尔森表示，投行的这种独特商业模式很难驾驭，而人的问题最为关键，即雇用和培训合适的员工，并传授给他们正确的价值观。大部分培训都应是在岗培训，培训内容应包括公司业务的经营和控制。而即使在100％独资、且具有深厚的企业文化和悠久机构传统的情况下，这类企业的管理和控制也是非常困难的。
增加QFII配额
保尔森还建议，随着中国股市市值的壮大，中国应该增加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配额。
“增加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配额可以加速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保尔森在演讲时说。他表示，尽管中国内地股票市场市值和外汇储备陡增，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配额却并未随之作出调整，“这延缓了股票市场的发展。”保尔森指出，进入中国内地股市的外资尚未占到本地证券交易所总市值的2％，这使中国市场未能得到应有的买家和技术。
此外，保尔森还对中国的衍生品交易提出了意见。他说，尽管外国证券公司在金融衍生产品方面独领风骚，但中国只允许银行从事这些产品的交易。“尽管所有的市场都有波动的时候，但成熟发达的金融市场能为投资者提供各种金融工具和技术来管理这些波动。”这些工具还能增加市场的流动性和减少波动。
有业内人士预计，在QDII出台后，扩大QFII额度的政策准备已经具备。考虑到日益增大的需求，监管部门可能再次追加至多100亿美元的QFII额度。
放松外资参股银行限制
保尔森表示，目前中国内地对外资参股银行的上限为25%，他建议，中国应允许外资控股内地银行，这样有助于推动中国中小银行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外资带来的更先进的信贷分析技术，也将提高中国内地银行的贷款决策能力。而整个中国的银行系统，也将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新金融资源的开发而更具有竞争力。
“面对国际竞争外开市场放，并不意味着放弃自己的规则和特色。”保尔森说。他表示，如果中国对外开放市场，外商将受到中国的管理和监督。虽然国际公司无疑会有一些外国管理人员，但中国金融服务行业的广大雇员仍将是中国人，而由此带来的收益也大多会留在中国。
保尔森说，外国金融企业在华开展业务，还将为国内专业技术的发展、人员培训提供巨大的资源，为中国金融业培养未来的领军人物和企业家。
■现场声音
保尔森：
中国金融改革越快越好
□本报记者 朱周良
“我在这些年得到的一个经验就是：最好在经济发展强劲的时期进行(金融市场)改革，尽管这在政治上可能会遇到阻力。”保尔森昨天在上海期交所演讲时说。他表示，中国金融业改革推进得越快越好，越往后推迟可能带来的风险反倒越大。
中国金融业进步神速
面对现场的300多位听众，第三次以财长身份访华的保尔森首先高度肯定了中国经济和金融业的成就。
保尔森说，过去5年中，中美两大经济体的增长占到全球经济增长的50％。中美双边贸易对全球经济的未来“至关重要”。
他进一步指出，包括银行、证券和保险在内的中国金融业，在过去10年间实现了长足发展，中国政府已深刻认识到一个更成熟和更具竞争力的金融业对于达到和谐发展目标的重要性。保尔森表示，中国的金融业已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他本人亲眼见证并亲身经历了中国金融业的进步。
保尔森指出，中国已对5家国有银行中的4家进行了资产重组，更重要的是邀请了战略投资人并完成了股票的首次公开发行，引进了更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外部审计和公众投资人。
“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你们的领导一旦对一项计划作出决定，执行的效率会非常高。你们银行的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与其他行业国有企业的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一样，执行速度是我所见各国中最快的。”保尔森说。
对于中国的证券市场，保尔森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并特别提到了中国在年初采用了新的会计准则。此外，上市公司非流通股减持、重启IPO以及中国内地投资者获准通过基金投资于海外股票和债券市场，也都是中国资本市场的重大进步。
保尔森还提到，随着外国和国内的保险机构扩展到新地区和提供新的产品来更好地为寻求管理风险的中国公司和个人提供服务，中国的保险公司的质量也得到了提高。
中美分歧在于改革步伐
“很明显，中国在正确的轨道上，进一步的改革就在前方。”保尔森说。他也指出，为了实现平衡和和谐的发展目标，中国在建设开放和竞争性的资本市场方面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保尔森表示，美中两国政府也有着许多共同的目标———美国倡导的开放和市场化原则与中国领导人所奉行的平衡与和谐发展的理念相似。“正如我多次提到的，我们的政策分歧点不在于改革的方向，而在于改革的步伐。”
“时间紧迫，机不可失。”保尔森在呼吁中国进一步改革金融市场时说。他表示，中国不完善的金融市场使其置于一个充满挑战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发展透明度高、流动性强和稳定性好的资本市场的工作推进得越快越好。
“如果进展缓慢，中国将面临更大的风险。犹豫等待的时间越长，建立健全的资本市场所面临的困难会越多，进一步实现全面、和谐和建立在创新基础上的增长目标也将更加困难。”他说。保尔森指出，随着经济力量的增长，一些寻求保护、躲避竞争的行业将具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取消对它们的保护将更加困难，这将损害国家和百姓的利益。
“从长远来看，为了解决全球失衡和贸易失衡，必须通过建设有效的资本市场来实现向完全市场经济不断转型。”保尔森在演讲后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我认为，随着中国经济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融入全球金融体系，中国加快经济改革的需要也会愈加强烈，因为改革越慢往往会比过快带来更大的风险，而资本市场可以帮助实现这种转型。”
经济高增长提供改革良机
保尔森说，他在这些年得到的一个经验就是：最好在经济发展强劲的时期进行改革，尽管这在政治上不易做到，暗示当前可能是中国加快改革步伐的最好时机。
保尔森说，如同美国国内的情形一样，中国国内也有一些人反对经济过快改革。“而我的此次演讲，也就是试图把问题摆上台面，让大家来一起探讨这个话题，这或许有助于加快资本市场的改革。”
保尔森说，历史经验表明，现有的金融机构总是反对带来新的竞争的自由化和改革，即使新的变革能够带来有益于整个社会的机会和产品也在所不惜。美国和英国重大的金融领域改革也不例外，那些金融机构几乎总是反对增加行业竞争程度的变革，而这些变革最终被证明能造福整个社会和金融行业，带来更高的效率和创造更多的就业。
“每次我与中国高层交谈，最终总会落到加快改革与保持稳定的平衡问题上来。”保尔森对记者说。他表示，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了如此大的规模，并且越来越融入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通过市场导向与政府干预结合的手段来管理经济，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认为，中国保持经济稳定的最好途径就是通过加快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