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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国家税务总局统计司公布的我国2006年宏观税负（税收收入与经济总量的比值）为18％，比2005年小涨0.5个百分点，但仍低于发展中国家3个百分点左右，比发达国家低约12个百分点。但是，对这一数据，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表示异议，他认为中国实际的宏观税负已经达到31%，并正对刺激消费产生消极影响。
周天勇教授的依据是：2006年我国政府财政收入近3.9万亿元，但是，除此之外，还有1万多亿的土地收入、约1万多亿的各种收费、以及社会保障约9000亿的收入等等，如果考虑到这些因素，那么，我们真实的税负已经达到31%至32%。
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税负基本在21％左右，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普遍在30％左右，部分高福利的发达国家宏观税负超过40％。如果以31%至32%的实际税负和相对应的公共服务缺位来看，我们的税负的确太高了。2005年5月，《福布斯》发布的“全球2005税务负担指数”，称中国税务负担排名全球第二高，就是考虑了“预算外”因素的结果。
“预算外”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公民所承担的实际税负，这样容易导致几个问题。首先就是容易造成巨大浪费。一方面，大量预算外收入增加了政府的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预算外”收入的绝大部分游离于监督之外，既为政府铺张浪费创造了条件，又对铺张浪费行为起到了掩盖作用。
其次，“预算外”因素加重了民众的负担，而又得不到相对应的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和公共福利。税负如果过重将减少居民的实际收入，抑制居民的消费，因“预算外”因素导致的税负增加同样会抑制消费，我国内需不振与此因素密切相关。去年11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表示，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和居民消费率均达历史最低水平。
实际上，由“预算外”因素导致的居民实际税收增加比因单纯的税收因素导致的实际税负增加副作用更大，因为，从理论上来看，税收的增加至少与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和公共福利相对应，可以减少居民在这方面的开支，而“预算外”收入更多的被政府自身所消化。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达87倍就是“预算外”因素导致的结果。
从周天勇教授计算的结果来看，我国预算外收入已经接近财政收入的水平，这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为了抑制政府浪费、拉动内需，必须最大限度地压缩政府的预算外收入，使居民的实际税负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