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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分配的影响是巨大的，并且起作用主要体现在微观激励上，而不是世行所重视的消费上。首先，我国的低工资陷阱并不是指工资水平绝对低，而是指工资增长落后整体财富的增长。
收入不平等体现在结构上，是小部分人能从整体财富的增长中享有更多，而大部分人很少甚至没有享有这种增长的果实。由于大部分劳动者身陷低工资陷阱，一方面会导致他们缺乏人力资本投资而无法在未来改变自身命运，从而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当中；另一方面，社会不公平感就会上升，社会冲突就会显现。为了降低分配不公带来的交易成本，社会又必须花费大量的资源来解决这种冲突，而这些资源本该花在生产上。
社会冲突不是来自劳动收益的差别，而是在于租金收益的差异。人们真正诟病的是大型国企和政府机关的打工者的相对高收入。大型国企凭借资源或者行政许可或者国家投资获得的垄断地位来创造利润，当财务困境出现时，还能通过财政的公共资金救助，职工相应的也分享了垄断利益。垄断势力越强的国企其职工分享的垄断收益也就越多。至于国家机关，看似工资水平不高，实际上福利水平弥补了名义工资的不足，实际收入委实不低。特别是，政府机关可以通过行政方式给自己加工资。尽管工资的来源是公共财政，但这种公务员加工资的事似乎和纳税人无关，从来不会征求纳税人的意见。殊不知这种工资增加并不是来自劳动投入本身，而是来自岗位权力背后的租金收益。
对既缺乏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又缺乏寻租机会的大多数打工者来说，只能接受低工资的事实。现在不少学者还拼命鼓励廉价劳动力经济，似乎这是强国富民之路。他们也不动点脑子想想，如果老百姓都廉价了，还富啥民？工资上的廉价伴随着就是权利的廉价，后者会进一步弱化劳动者的声音，并加剧低工资带来的恶性循环。
恶性循环还出现在企业身上。基于廉价劳动力的企业成长模式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进入障碍低，缺乏核心竞争力。一旦某个行业挣钱，很多企业就会投向这个行业，导致行业竞争度急剧上升，企业利润必然摊薄。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充分竞争下的企业经济利润等于零。如果这样，企业也就没有能力去创新了。
如何解开上述两个死结？一些人立马会想到政府管制。其实不然，工资决定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政府干预只能损害资源配置的效率。但政府也不是不能管制，这要看从哪些方面管。经济学家通常都认为，纯粹的租金收益差距是可以管制的，因为寻租本身在浪费资源。从这个角度讲，大型国企和政府机关的工资水平可以管制。问题是，直接管制工资分配可行吗？想想也不行，多数人没有权利，也就无法要求少数有权利的人自律。所以，关键还是赋予多数人所缺失的权利。这是另一个问题，暂且不谈。大多数劳动者毕竟是在普通的竞争性企业工作，这些企业按照市场均衡工资来支付劳动者的报酬，低工资陷阱就不能成为一个管制的理由。如果这样，还是无解。
劳动者低工资和竞争性企业的低利润构成一个组合，似乎困扰住了我们的思维。但如果跳出比较优势论之类的臆想，是不是还存在一个新的组合呢？比如劳动者的高工资和竞争性企业的高利润。印度似乎在走这条路。形成这个新组合的关键在于，政府要实施创新之手！所谓创新之手，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就是老问题，加大教育投入。但目标不是建几所国际一流学校，而是平衡教育资源，重点在投入处境差的学校。现在的差别教育投入完全违背了教育公平性原则，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和权利的不平等。根据《2006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给出的数据，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方面的基尼系数是0.45，而教育不平等方面的基尼系数是0.37，相比之下，这两个数据美国是0.38和0.13；日本是0.25与0.17；俄罗斯是0.32和0.14。真正的大国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收入可能存在一定的不平等，但教育一定是平等的。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强盛的大国，所要做的恐怕不是调整收入分配那么简单，更关键的是抓住源头，那就是解决教育不平等问题。所以，创新之手要求政府在教育投入方面贯彻罗尔斯原则，对政府绩效的评价也要看最差群体受教育程度的改善情况。
第二，创新之手要求引导企业走向创新致富的路径。过去我们总是以为，通过财政杠杆和其他政策来鼓励企业创新是可行的，但从这么多年的实践效果看，规模较大的国有企业缺乏创新动力，而有创新动力的民间资本又规模太小。如何获得多赢局面？关键是两点：一是改变国企绩效考核标准，把过去以历史业绩考核为主，改为历史业绩考核与创新绩效考核并重，最好能突出后者。创新绩效包含创新投入、创新带来的附加值、人才、标准等多个方面；二是降低公司注册资本金标准以及其他创业方面的管制要求，并鼓励并购，这既能使创业成本降低，刺激更多新企业产生，也有利具备一定规模的民营企业迅速扩大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