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雨霞    (德国)                                

　　马克思、韦伯、熊彼特、哈耶克等一串德文名字，相继在不同的历史时刻影响过中国。有的似乎渐渐地被淡忘，有的正被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提起。

　　经济学家服务于经济社会，就像医生治病，不同的经济疾患需要不同的药方，假如生搬硬套别人的处方，就很危险。

　　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必然导致权力过度集中。他主张，由市场自发地形成价格秩序，政府可以维持法治，管管道路和环境污染什么的。而最近刚刚去世的弥尔顿·弗里德曼也主张尽可能地限制政府职能，以保障社会和经济秩序。

　　解读哈耶克，他的思想大致是：政府怎么知道张三李四的需求呢？又怎么能为每一个具体的东西制定合理的价格呢？市场当然比政府更知道自己要什么，能做什么。所以，应该放手让市场自发形成某种秩序。当然，完全放任市场自由，有些人会为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为所欲为，比如不顾环境，或者弄虚作假，所以需要加强道德约束和法制监督。

　　这听起来很圆满。哈耶克是大师，大师的话对不对呢？我要用西方战略学家最钟爱的一句话来回答： It depends! 　是的，要看情况，不能因为人家的话有道理就闭着眼睛乱用。

　　哈耶克的理论问世于二战的烽火中，适用于战后的废墟重建，是否适合当今的中国呢？中国是否应该采用自由市场经济呢？

　　我们很无奈地看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制度的弊端，在中国同时存在：在市场经济下，平民阶层的自私自利导致了尔虞我诈、伪劣产品泛滥以及环境严重污染的局面；在权力相对集中的计划经济环境下，部分权贵阶层的自私自利又导致了官僚资本垄断，同样人们也缺乏充分的安全感。

　　看起来，说德语的马克思和哈耶克，正在文明古国中国混战，这是什么原因？

　　社会的变革，最怕从一个极端突然走向另一个极端。生吞活剥洋人的理论而食洋不化，从“闭关锁国”到“海纳百川”，这样一种制度上的大变革，中国几乎没有给过自己过渡的空间，巨大的冲击激荡着整个中国。

　　在法制不健全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动摇的情况下开放市场，极有可能会产生部分人依靠权力来占尽市场先机，也会让部分人趋奉权贵，靠各种“小聪明”发财。

　　对于中国来说，不论是为了营造和平建设的国际环境，还是为了寻求发展的突破口，体制改革都是必要的， 然而，我们不要忘了，在彻底抛弃计划经济之前，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和做事模式依然在起着深刻的影响。事情就是这么矛盾：这些年来，中国引以为自豪的经济飞速发展，多少得益于计划经济的模式。换句话说，中国的市场经济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计划经济的制度。

　　其实，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都是双刃剑，在两种经济模式未能很好地咬合的情况下，要想成长为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一个都不能少。然而，在中国，这两大方面的建设大大滞后，这不仅影响了法制的公正，也挑战着人们的一般道德标准。

　　正像哈耶克说的，上面的人不可能对下面事事了解，只有老百姓知道他们自己的需求。故此，倘若要培育健康的经济体，需要稳定的、细致的、长期的调整。

　　基于中国的地域和人口规模，中国只能一步一步脚踏实地走自己的道路，那就需要倾听人民的呼声，需要团结的精神进行跨行业、跨地区和跨时代的协作，以认真求实的精神改善每一个细节。

　　市场也好，计划也罢，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切勿盲目地拘泥于名词。

　　国内有一些现象，相当耐人寻味。比如说：有些人一听到计划两个字，就敏感地想到“开倒车”，如此极端思维，市场经济成了无政府主义。

　　过犹不及，形似神不似的模仿，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势必要造成无数的漏洞，受益的注定只能是一小部分人，而伤害的则是广大的民众和国家的未来。

　　搬弄哈耶克，千万不可断章取义。